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根据草案，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3月8日新华网）

　　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官员公务员(含国企、事业单位等公营机构官员)代表,共2496人,占大陆代表的85.3%，官员公务员代表显然比例过重。如果再往前追溯，自五届人大到十届人大以来，工人农民成分逐年递减，从1655人减少到551人，而官员公务员的成分却是逐年递增。所以，《草案》针对这些现状和弊端作出矫正，值得肯定。

　　官员代表过多过滥为人们所诟病，且由来已久。全国民众中具有多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成分，按道理来说，到全国人大参政议政，应当有各个阶层、职业的人员参与，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各个阶层、职业与成分中所具有的代表应当平衡，如果官员代表过多，显然，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不足。其次，官员代表本身就是官员，他们与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监督“一府二院”就显得不是那么有力，也很难拿出葛剑雄委员质问教育部长那种勇气。这就不能发挥监督“一府二院”的作用，产生“代表不能”的问题，影响到参政议政的效果。因此，降低“官员代表”比例，增加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是加强人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全国人大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一份《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因此，在2008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场上，出现了3名农民工代表。此外，尽管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的比例仍然很大，但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

　　但是，我们在为全国人大努力减少“官员代表”比例而高兴的同时，还必须防止一些“官员代表”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冒充其他成分的代表。《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称：“一些地方在统计代表界别时，将一些领导干部划为‘知识分子’，有的厂长划分为‘工人’，有的民营企业家写成‘农民’”。如此，表面上看来，“官员代表”有所减少，但实质上并没有得到减少。例如，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国银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审计署驻重庆办事处特派员、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局长、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延边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9人，被标注为“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些代表虽然挂了各种头衔，但仍然是官员或者“准官员”，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无法代表知识分子的群体利益，不宜将他们划分为“知识分子”行列。

　　防范“官员代表”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冒充其他成分的代表，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发扬民主，规范选举，将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优秀人士选举上来，切实减少官员代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进统计技术，用更准确的统计口径来反映代表的成分，例如取消含混的“身份”标准，代之以相对明确的“职业”标准，代表的职业属性，以当选时所从事的职业为准。如此，到底有多少官员代表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