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经济学家

　　有一个国家，政府储蓄在6年之内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数0.45，6年内年增长达到11.4%，政府用强大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创 造了奇迹。这是哪一个国家?

　　你也许会说，这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错了，这个国家是巴西。它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被外界称之为“巴西模式”。但如果把它猜为中国，也不能算错得离谱，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做法与经济增长奇迹也与此极为相似，甚至被许多人总结为“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西模式”与“中国模式”实质是同样的。

　　“巴西模式”有持续性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由此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模式”有持续性吗?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好极了，有持续性，不仅自己坚持，甚至还想“出口”。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模式是转型时无奈的一种选择，无论它过去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以后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人，都承认中国现在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升加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思路。有极少数“左派”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都是市场化带来的，解决之策就是回到计划经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仍要靠“中国模式”来解决，坚持现在的体制，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可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下属大多数。还有一些人诊断，“中国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在市场化方面再迈出新的步伐。围绕这三种观点，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交锋。韦森教授主编的《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收集了不同观点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吴敬琏、秦晓、华生、陈志武、黄亚生、科斯、科尔奈、罗斯基等。

　　近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充分表达了坚持改革的需要。这篇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评论指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确实，如文章所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但我也相信，不会有人跳出来说要反对改革，关键是改革的路径。

　　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呢?我认为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应该说，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确带来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必须认识到，30年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政府的“放”而不是“管”。

　　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私人经济的放开，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并不是政府主导的，更不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结果，而是政府把本来人民应有的权力部分还给了人民。换言之，30年的成就是市场化的结果。相反，政府管得太多是产生各种问题的原因。政府用投资拉动经济，引起消费在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权力过大是贪污腐败的根源;政府一味追求GDP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完全保证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靠权力获得高利润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还在于缺乏一个法制的环境，政府对民营企业管理太多。

　　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哪一个与政府无关?所以，吴敬琏先生指出，“中国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而这种改革不彻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仍然过大，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或者用吴先生的另一句话，就是“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新左派们回到计划经济的呼声，如同民国时清朝遗老希望回到大清帝国一样，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如果真实行起来，肯定会给中国带来一场灾难。而且他们除了感情发泄之外，也给不出什么像样的理论。维持现状的人是主流，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反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或者只讲“深化”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这样走下去各种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激化。不讲倒退，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剩下的一条路只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了。套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民主法治下的彻底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也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