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我的外孙上初一，功课还行，但怵头考试，一考试就磨叨，说要是不考试多好。我跟他讲，姥爷当年就盼“考试”，为考试差点把命丢了。他不信，我刚开口，他蹦起来说“想当初”。我说，你听就给你五块钱，他喊五十，我没舍得，他跑了。

　　我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二”。1969年初下乡到塞北的大山沟，一两个人放一个生产队里，挺苦。可过一阵子看有的社员比我们还苦，都是人，凭啥你就吃不了苦？慢慢心就平和了。但劳作之余，还是不安：耪一辈子大地受苦受累都行，可我才十八岁，从此就不读书了？

　　一早一晚春风还寒的夜晚，我从大队队部往回走，月光下，见村外大山坡石崖上泛起一条银白色光辉，像长龙一般。我惊讶，初春挑粪去过那里，挺陡的，是队里最差的一块地，连生产队长都说：兔子不拉屎，可惜这粪了。那上面怎么发光？好奇心驱使我深一脚浅一脚奔过去。到了眼前，看清了，原来是一溜小梨树开花了，花不很多，略显单薄柔弱，却依然洁白无瑕，顽强地在夜风中抖动，在月色中生辉。这些梨树什么时候栽的没人说过。那年月酸梨烂果不值钱，在社员心里，还不如红薯，好歹能饱肚，以致挑粪到这儿都没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此情此景，让我心动。这些小树命苦，立身之时，根须就被乱石杂草阻挡，渴望成长时，却少有人浇水剪枝，但它们不屈不挠，到了时节就要绽放，把美丽献给人间……

　　小小梨树尚且如此，何况“知识青年”！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往下我就想方设法找书看，还练着给广播站写稿。有的社员心眼好，借我一张黑色长桌，可把我乐够呛。原以为是漆，用去一锅热水两桶凉水，满地黑汤，才知是原木。有了书桌，狠狠心又买了个带玻璃罩的油灯，夜来点亮，往桌前一坐，面前有几本书几张纸和半瓶墨水，天哪，忽然间觉得我变得富有了！

　　渐渐的，我好学习爱写东西被公社干部知道。天下好心人多，1972年腊月底回天津过年，正月初三接到公社秘书电报：“正月初八到县体检，勿迟”。我欣喜若狂，父母流下老泪——这是推荐我上大学。天气预报要下雪，赶紧走。上了火车大雪纷飞，下了火车傻眼了，长城内外，银装素裹，还有一百多里盘山道，班车走不了。那时是正月初六上班，可汽车站都是焦急等待的人。还算不错，初五雪停，初六天晴，初七一早卖票，有告示：“今日有轧雪道卡车，出危险自负！”多数人一看，后退了说再等一天。我不行，我第一个买票上车。解放牌大卡车，敞篷，车上没几个人，司机埋怨人少，车载轻爱打滑。山岭相连，雪道无痕，车轮捆着铁索，喝醉般前行。手把车帮，北风杀脸也挺身站立，随时准备跳车。有几次车后轮都甩出悬崖边了，一阵惊叫，又蹭上来。百十里路走了多半天，下车两腿都不会走道了。转天体检，几百人里，就我一个知青。

　　填表后回村里下地干活，默默等待。春去夏来，烈日炎炎，音信皆无。那天队长派我给猪打预防针，打到村边一家，见远处公社文教助理骑车路过，实在忍不住，追上去询问，他说：“你怎么还傻老婆等汉子，人家春天就入学了。”我晕乎乎回到猪圈，旁人问啥事，我说没事，就抓猪，撂倒一头又一头。遇一大公猪，凶猛，上前抄后腿，猪猛蹬，我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在墙上。多亏猪圈是用河里圆石垒的，要是有棱有角就完了。眉梢破裂，血淌下来，赶紧抓把烟末子捂上，也没发炎。

　　后来知道，是政审没合格。

　　男儿可流血，不可流泪。想想身边有多少人在逆境中煎熬、拼搏，我这点挫折算什么。夜来把灯罩擦得更亮，桌上书也多了些，还有了小说习作。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当年要“考试入学”。腊月回城，同学们奔走相告，到处借书，借不来就抄书。回到乡下，上面发话，不下地干活者将不许参考。神了，连以前特能闹的知青都变得倍儿听话，出全勤。晚上收工，喝口粥就奔八里地外公社中学，找当老师的“老五届”大学生请教数学、化学等课程。半夜，大山一片寂静，几个人顶着满天星斗往回走，心里欢乐，喊：“要考试了，可以凭知识入学了！”引来一阵狗叫，忙说：“小声，好事，不能嚷嚷。”回到村，上炕躺一会儿，生产队长敲钟，喊：“男劳力啊，村东耪高粱呀……”迷迷糊糊抓起锄杠往地里走，边走边睡，人困急了真能走着睡。

　　七月天大热，报了名，公社下令，一村只许一个知青参考。老天爷！从正月到这时，半年过去了，大伙一块儿苦学，怎么会是这样？大家决定让我去。这次我流泪了，对天发誓：谢谢老同学们，今生就这一次！考不上，往下绝不报名！

　　县城就在公路的两旁。三百多名考生，三十六名知青，点名后排队去中学考场。公路是细沙石夹黄土，六百多只脚带起滚滚黄尘，路两边的人惊奇地望着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因为要“考试”，许多政审条件好但没怎么念书的青年都退却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感谢“考试”，为我创造了一次平等的机会，要是一填表就会被刷下去了，要万分珍惜呀！

　　一天一科。考了一上午，答得很好。中午吃口什么就到河边看书。借宿在一知青亲戚家，晚上有处住就很知足了。几棵小树正好遮阴，远处乌云沉沉雷声阵阵，随后凉风吹来，正好温习。渐渐发困，也无他事，就小睡一阵。迷蒙中听有喊声：那人是活的死的！睁眼一看，我的娘！上游的山水冲下来了！就这么快，黑乎乎的浪头野牛般吼着往前蹿着涨着，我爬起就跑，跑几步又往回跑——书包还在那儿。抓回书包上了岸，小树转眼就不见了。山水厉害，水里有石头木头杂物，再会游泳也没用！一位大爷说：多悬呀！你要命呀还是要书包？我都结巴了，说：我、我要考、考试……

　　三天考下来，我考了全县第一。三十六名知青，最终录取三人。头年我没去上的天津医学院有两个名额，我没敢报。河北大学在保定，中文系一个名额，我报了。后来听说，我们三人符合因“白卷先生”调整后“表现好考分又高”的招生标准。考上天津医学院的两人日后在天津当了医生，我则与津门失之交臂。但因此我又回到塞北，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乡亲在一起，并写出大量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值！

　　感恩“考试入学”！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到学校报到，旧木头箱子等行李还在路上。晚上别人铺床，我坐在草垫子没事可干。同学借我条褥子，我到操场上找块新砖。新砖晒了一天，微热且有土香，很好闻，把衣服垫上就是枕头，天气还热，不用盖被。那时货运太慢，行李半个月才到，在车站仓房一堆油乎乎的机器零件中找着。回到宿舍打开，一同学看箱上印着“仪器轻放”字样，说：咋回事？这大油味儿，拉错了吧，是机器吧。

　　转天庆祝一下，午饭买份肉菜，“肉皮炖海带”，那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肥猪闹海”。吃了两口心想，多亏了考试入学，不然哪能吃到这好菜。可是，我同学还在乡下，他们还吃不着。想到这里有些咽不下去。又一想，只要有知识讲公平还考试，他们都一定会考上的。抬头往北边（插队地的方位）望望：对不起，我先吃了，吃了好回教室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