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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呼和浩特4月2日电 又是一个清明节即将到来，满怀着对逝者的追思和对生者的尊敬，一次针对特殊群体的特殊会议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的留学生楼里召开。

　　“这是供、需方和委托人的三方对话，我们互相征求意见，为的就是要顺利地把自己捐出去，并且‘捐’有所值。”潘继堂如是说。

　　潘继堂1930年生于上海，1954年到内蒙古工作，随后定居于此。作为战争时期的亲历者和国家兴盛发展的建设者，潘继堂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爱这个地方，我也要回报这个地方。”2010年，解除了一切社会职务的潘继堂与妻子商量，要用捐献遗体器官这种方式做最后的奉献。

　　让潘继堂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源于他工作时期的一次经历。

　　1979年6月，潘继堂曾陪同国家卫生部、内蒙古卫生厅的工作人员考察内蒙古多个医科类学院的医学教学水平，发现只有内蒙古医科大学(原内蒙古医学院)有2具尸体作为临床研究，其他学校授课只能用挂图。

　　“当时特别触动我，这样的教学条件，怎么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医生，怎么来发展医学？”潘继堂希望自己能对他人有所贡献，并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医学发展，关心遗体器官捐献工作。

　　事实上，早在潘继堂之前，便有人对内蒙古落后的医学教学研究条件忧虑不已，他就是我国著名解剖学专家、一级教授刘其端先生。

　　建国初期，刘其端已是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主任，并担任着国家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特约编审和中国解剖学会名词委员会的委员。1956年，他得知内蒙古自治区要建立医学院，便说服家人一起来到呼和浩特。

　　人体解剖课是医科院校的基础课，然而筹建中的内蒙古医学院找不到一具可提供教学使用的人体骨骼标本。刘其端只能带着师生们到荒郊坟地寻找一些无主的尸体骨骼，制作成多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及大量的头颅、躯干、四肢标本，学院当年就开设了人体解剖实验课。如今，刘其端当年亲自制作的骨骼标本，有的仍在教学上发挥着作用。

　　1990年2月，身患肝癌已经奄奄一息的刘其端在北京朝阳医院留下遗言，他要把自己的遗体制成骨骼标本捐献给内蒙古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志军告诉记者，刘其端教授是这所大学接收的首位遗体捐献者，这个标本陈列室也成为了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新入学的学生们都会由这里踏上学习医学、治病救人的里程。

　　“医学离不开解剖学，而解剖学离不开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才能推进我们医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李志军说，遗体是学生们“无言的老师”，按照相关要求，每8名学生就需要一名这样的“老师”，而这所学校的现实情况是40比1。

　　据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367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已有36人实现了遗体器官的捐献。

　　张普照是呼和浩特市公开发起、组织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的第一人，早在1986年他便递交申请承诺身后捐躯，然而当时内蒙古的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尚属空白，张普照多方奔走却进展缓慢。为此他于1998年协同另外两名志愿者骑着单车“全国万里行”，向北京、济南、上海、福州、深圳、海南、三亚、广州等开展遗体器官捐献较好的城市“取经”。

　　此后，受张普照影响，他的儿子、儿媳、二女儿，大女婿4人也都成为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我们不能简单的报了名再去等死，我们需要人们的理解、配合和参与。”在这次“三方会谈”上，张普照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亲自送走了多名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也对遗体器官捐献过程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了更多思考。

　　“怎样能够让捐献者和使用单位实现快速对接、要不要对捐献进行公正、有没有临终关怀、遗体器官捐献后的使用情况追踪……”张普照和许多志愿者们一样，对这次问题非常关注。

　　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有退休的教授、学者，有在职的普通工人，38岁的林芳(化名)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个。5年前她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并对这个团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并对这个群体报以异样的眼光，其实这些人都是平凡却又伟大的人，我只希望有更多人能理解这种选择，关心关爱这个群体，并且使之发扬壮大。”林芳说。（作者：尚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