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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把观众伺候好。”谈到如何传承人艺这块“金字招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一定是座儿说了算”。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小组会时，濮存昕说，“我只认一个理儿，本分和本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濮存昕的本分。三届任期内，濮存昕曾得过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今年他却说“没想写提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大课题。经济增速降下来牵动着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以及中国与全世界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能说透的。我们关心、思考，但说话要负责任。”说到这时，濮存昕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一定要负责任”。

　　在濮存昕看来，“如今什么都有了，然而空气霾了，水污染了，土壤有问题了，真心没了，真情没了，这些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濮存昕更大的本分是传承与创新，把北京人艺的旗帜“扛下去”。始建于1952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演出《蔡文姬》、《茶馆》、《雷雨》等剧目闻名于世。那时候，郭沫若、老舍、曹禺是北京人艺的“镇院三宝”。那时候，濮存昕的父辈苏民、于是之、蓝天野等一代戏骨还在台上创造辉煌。那时候，“戏比天大”是被人艺人举过头顶的艺术宗旨。那时候，“北京人艺”四个字就是中国话剧的金字招牌。

　　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元老一代大多到了退休年纪，年轻一代又撑不起来，这个不是国家剧院的“国家剧院”出现了继与承的断档。有媒体甚至打出标题，“北京人艺的旗帜能打多久？”

　　像所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一样，濮存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即便在文艺界已有所成就，“没有学历”仍然是濮存昕心中的遗憾。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及，“我是一个连高中、初中学历都没有的人。”

　　不过，成长在人艺大院给了濮存昕耳濡目染的机会。像上一代人艺的老戏骨那样，他在舞台上挥汗如雨，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因车轮直径28英寸而得名的老式自行车)穿梭于报房胡同与美术馆之间，接受记者采访就席地坐在人艺楼前的高台阶上，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台柱子，只是身上的牛仔裤透露了时代的影子。

　　“在40岁之前我闯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可前辈的东西我见过，我珍惜，我在乎。所以在醒悟之后，赶紧去学那些技法，那些舞台表达能力，和演员应该具备的特质。”濮存昕回忆道。

　　谈到老一辈人艺人，濮存昕提到了两年前过世的于是之。“老人家去世前忧心忡忡，他那时候没座儿(没观众)啊。而今我终于能告慰是之老师，现在有票房了。他们那么好的艺术家们碰到没座儿，我们现在稍微演个剧就有座儿。可得伺候好观众。”

　　濮存昕透露，近些年，人艺的票房最高一年曾达到5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平均也有3000万元。可对于国有体制的北京人艺而言，难题仍然存在。

　　小组讨论中，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宋丹丹接过濮存昕的话头，“一场戏的演出费，何冰最高1500元，我和濮存昕1200元，一些新演员只有800元，这还是税前。可演出那一晚上，在台上扯着嗓子喊、‘打架’打一晚上，太累了。”这与他们出演电影、电视剧的价钱相差甚远。

　　“给不起呀，真给不起。”濮存昕说，“人艺仍然是国有体制，一半行政人员，一半艺术人员，工资封顶，没法给一线的人涨钱。但体制改革可不是卖所有权，把剧院叫公司就能解决的事。”

　　濮存昕说，无论有多难，人艺的本分是演好戏。如今，人艺恢复了30多台保留剧目，能随时翻新端上舞台。同时，人艺也在创新，不仅大舞台上《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等剧目一票难求，小剧场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已把当年的二八自行车换成山地自行车的濮存昕感概，“文化是反映当下生活的，可能在初始时幼稚、不完整，但是新鲜至极。我们既要继承传统，也要与未来做好衔接。不一定能干过老前辈，但至少不辱没。”

　　今年将满62岁的濮存昕，眼看也快到了退休年龄。谈到下一代“人艺人”能否接过这块“金字招牌”，濮存昕直言“很难”。所有的创新都应来源于继承，在网络时代，年轻人没有根儿，上来就表达。但他仍然愿意为他们打好基础，“瞪着眼睛去期盼”。

　　“我总是劝自己，不用担心，总会有道儿的，就像水会自然流淌。择善固守，以待来者。”他说。（记者 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