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前一天还是破旧平房里“脚上带泥”的普通村民，转眼就变成了开豪车、戴粗金链的千万富豪。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催生了一个因拆暴富的“拆发户”群体，而随之出现的诸如“吸毒赌博拆二代”“坐吃山空”等现象也引起了来京参加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的关注。代表委员们建议，政府应该及时介入“拆发户”们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给钱了事。

　　豪赌炫富

　　一夜输赢近百万

　　刘大爷曾经是北京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如今却欠了一屁股债。“赌的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

　　在记者采访的十余位“拆发户”里，几乎每一位都表示自己所在村有豪赌挥霍、奢侈糜烂、坐吃山空的“主儿”。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受整体社会风气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拆发户”的炫富和攀比心态更显突出。

　　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告诉记者许多“拆发户”的故事。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花十几万元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多次参与拆迁的贵阳某区房屋征收局工作人员王娟感叹：“不少地区拆迁之后，街上的豪车如雨后春笋般一下都冒了出来，奥迪、宝马、路虎一字排开。部分‘拆发户’整天围聚在一起赌博，放在桌子上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

　　2014年3月份，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当地的“拆发户”，他们赌起来一晚输赢10万元左右是常事。

　　低调藏富

　　开宝马当环卫工

　　拆迁“暴富”之后，有人肆意挥霍，也有人心态淡然，默默从事不起眼的普通工作。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源社区的环卫工人翟永忠，2012年拆迁获得四套房和几十万元补偿款，但是他仍然每天开宝马车到单位，然后再驾驶垃圾车去四处更换清理垃圾箱，每个月工资才900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很淡定：“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钱很快就会花完。”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

　　投资致富

　　35套房办养老院

　　35岁的海归“拆发户”陈卿拿拆迁的35套房在武汉办最大养老院的消息，近日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由于城中村改造，陈卿一家获得35套共计4000平方米房产，另外还获得补偿160万元。陈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投资办养老院。在卖掉9套房产，投入500多万元后，陈卿将一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打通，建成了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陈卿坦言，这35套房子如果出租，一年租金可达到百万元以上。但自己放弃了做个土豪坐吃房租的生活，选择投资干了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批80后、90后‘拆发户’，会用知识与财富结合，为‘拆发户’正名，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

　　专家分析

　　“一拆暴富”不全是幸福

　　动辄数套安置房、几百万补偿金，在大城市的拆迁中，这几乎成了“拆发户”的“标配”。但令人艳羡的一夜暴富，带来的不全是幸福。

　　郑州市中原区罗庄村拆迁，一户人家分了30套房，老两口将28套都给了子女，可就这样，子女们还为老人名下两套房产的继承权“打”了起来。突然有钱，不仅是纠纷多了，炫富败家、甚至豪赌犯罪的也多了。

　　66岁的郭大爷，2011年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改造时分得三套房和220万元现金，据他介绍，“最多的一家拿了1000多万元补偿。可不是每家都能按部就班过日子。不到三年的功夫，好几家都已经‘败’得分文不剩，有养小三离婚的，有去澳门赌博的，有的甚至把安置房都卖掉了。”

　　而从各地禁毒机关发布的信息来看，近年来新增吸毒人群中“拆发户”占了不小比例。

　　全国人大代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利表示，城市化本应是人自然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但是现在整个倒过来了—先拆房子把地空出来，人为地让村民变成市民，可是光发钱不足以让他们实现这一转变。如果仅仅是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拆富”就有可能会成为灾难。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钱来的太多太容易、自身素质偏低、理财意识淡是诱发少数“拆发户”豪赌、挥霍乃至坐吃山空乱象的三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