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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2月6日，在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伏龙社区，志愿者给孩子们讲解燃放烟花爆竹的危险性。 新华社发（解琛 摄）

　　新华网南昌２月１２日电 “小年”已过，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一方面担忧雾霾、噪声扰城，已有近７００城市禁放、限放鞭炮；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民众渴望过年放鞭炮图热闹的呼声。这两者背后引发多少纠结？禁放、限放举措如何确保落实？

　　１３８个城市禁放　　５３６个城市限放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年俗。逢年过节不打“炮仗”、赏烟花，似乎“年味”都淡了不少。

　　然而，近年来严重雾霾困扰着多地。据环保部统计，２０１４年元宵节期间，受不利气象条件及烟花爆竹燃放的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空气重污染。元宵节当天，３３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

　　安全问题也屡屡挑战公众神经。央视新址曾因燃放烟花爆竹发生火灾。仅据南昌市相关统计，２０１４年春节期间，从除夕夜至大年初七，南昌市有２０００余人被烟花爆竹炸伤入院治疗，其中头面部烧伤重症患者多达２００余人，急诊手术２６０余台。

　　近来，烟花爆竹“禁放令”“限放令”再次出现在中央和各地的政府文件中。今年２月３日，环保部要求各地做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２月４日，江西省环保厅等５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江西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烟花爆竹禁限放时间，划定禁限放区域。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行烟花爆竹禁放的城市有１３８个，其中省会城市５个，地级市３０个，县级市１０３个；出台限放政策的城市５３６个，其中直辖市４个、省会城市１９个、地级市１１１个、县级市４０２个。

　　禁放限放背后有多少纠结

　　对燃放鞭炮，民众观点存在交锋。禁放、限放政策的出台也几经波折。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禁放令”在一些城市出现，不少老百姓以不理解、不支持、照放不误等态度应对，并因偷放增加了事故。一位法律人士表示：“制止燃放鞭炮，还没有哪一部法规执行起来这样令人尴尬。”

　　为迎合市民要求，全国大批城市禁放、限放法令取消或改为“限放”，北京执行了十多年的“禁放令”也改为限放，法规终为习俗让步。２００５年，在全国１０６个出台过相关措施的城市中，仅广州、深圳还一直保持着禁放的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禁放、限放在城市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正获得百姓更多的点赞。环保安全过春节，有节制燃放烟花爆竹成人们“新共识”，环保型烟花渐受欢迎。

　　２０１５年初，长春市政府开展“禁放”工作市民建议征集活动，要求禁放的建议占总数的８６％。２月９日，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由１６名代表通过调研联合提交的《关于在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议案》被正式列为人大议案。

　　“过去从除夕夜到第二天上午，整个县城响声震天，纸屑满地、硝烟漫天，让人受不了。”江西赣州安远居民肖乐告诉记者，今年的“禁放令”获得身边不少人支持，希望有实效，过个清新春节。

　　但也有民俗专家担忧，节庆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发展过快，民族年俗文化在逐步丢失，这时候禁放限放鞭炮，是釜底抽薪。

　　小小爆竹考验政府执政新能力

　　激烈争议的背后，是全民文化习惯和新常态的博弈。专家指出，过年放鞭炮，既是小事，又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大事——放鞭炮不应被简单全面禁止，但要合理引导，重点是加强大城市燃放鞭炮的管理。

　　北京市民张先生说，尽管北京市规定限时限地燃放烟花爆竹。但前几年非规定时间家门口还是能听到一些鞭炮声，也没人来管理。“点多、面广，放了就走，怎么来管理？”

　　江西政协委员陈坚指出，禁限放不能简单靠一纸公文，监管工作还要由社区与公安等部门共同落实。“可以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彻底杜绝私销、私运、私储和任意在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对于违规者给予严肃处理。”

　　陈坚说，尽快制定和出台新的烟花爆竹管理条例，明确管理主体和责任，克服烟花爆竹管理制度上存在的公安、消防、安监、城管、工商多头共管，又多头失管的不力无序状态。

　　“让传统文化年俗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必然要求。”民俗专家、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表示，对烟花爆竹进行改良，提高环保程度，或者能找到代替烟花爆竹的节庆形式，是比禁放更好的办法。希望有更积极的措施，引导催生适合当代社会的“新民俗”。

　　据了解，不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开始转向环保型烟花爆竹的研发和生产。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忠平说，目前公司环保型烟花爆竹的比重达到七八成，今后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专家表示，禁放、限放的实施需要社会合力，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全民的环保意识，才能真正消除燃放鞭炮的纠结，欢度美好新年。（记者秦宏、邬慧颖、刘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