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大学校园，本该是圣洁的“象牙塔”，却也隐藏着各种丑恶，性侵犯就是典型一类。但校方总习惯于掩盖，受害者习惯于沉默，而作恶者往往逍遥法外。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女生用“扛床垫”的方式发起了一场抗议校园性侵运动，目的不仅仅是谴责这种罪行，还在于告诉那些收费昂贵的高等学府：你们有义务保护学生，将性侵者逐出校园。

　　【床垫女孩】

　　现年２１岁的埃玛·苏尔科维克兹是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专业的大三学生。她生在一个有日本和华裔血统的犹太人家庭，父母都是精神科医师，家住曼哈顿，以纽约上东区私立预科名校优等生身份升入哥大，是典型的“天之骄子”。在哥大，她除了是个击剑手，还加入了一个“只有最最时髦的学生才能加入”的学生社团。她在社团里认识了保罗，一个同样出身优越、热爱电影与赛艇的男生。

　　两人从大一开始交往，进入大二时，两人成了新生参观校园活动的组织者。在一次组织者聚会之后，保罗和苏尔科维克兹在后者宿舍内发生性行为。根据女方描述，一开始是两厢情愿的，但过程中保罗突然粗暴起来，扼住她脖子并掌掴她，接着不顾她的挣扎和明确说“不”，强迫与之肛交。

　　事后，苏尔科维克兹没有马上报告校方，直到另两位女同学告诉她保罗也曾经强暴过她们，她决定正式向校方提出指控。

　　美国联邦政府１９７２年颁布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规定，任何享受联邦教育拨款的学校均有义务向女性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也意味着必须为女学生创造一个杜绝性暴力威胁的受教育环境。各大学正是根据这一民事法对性侵指控作出“审判”。不同于刑事审判将强奸视为重罪，校园性侵者即使被“定罪”，也不会面临监禁，并终身带着“强奸犯”标签，后果只是被学校勒令休学直至原告毕业，最差也不过是开除。后一种情况也不妨碍性侵者入读其他大学，制造更多受害者。

　　一个有利于受害者的发展是，奥巴马政府主张严厉打击校园性侵现象，主张对相关指控的判定采取“证据多数”原则，即只要能证明性侵行为发生的证据略多于反面证据，校园法庭就可以认定被告“有罪”并实施处罚。

　　接到投诉后，校方过了半年才举行听证。苏尔科维克兹说，听证会过程中，校方３名审判员表现得像“白痴”，不断问她一些匪夷所思的细节问题，如“什么姿势”、“用没用润滑油”之类。而保罗则否认指控，辩称性行为是两厢情愿。校方最后宣布：保罗“无罪”。

　　苏尔科维克兹提出上诉，一名系主任决定维持原判。根据哥大规定，这便是终审判决，再无推翻可能。

　　如今，保罗仍是哥大的学生，只是尽量低调做人，苏尔科维克兹却不想就此沉默。今年９月初开始，她发起了一场“床垫抗议”运动：那是一张很重、加长的双人床垫，套着一层亮蓝色的防螨虫材料，和哥大给男生宿舍订购的床垫一样。不用任何钩子或背带，她徒手扛着这张床垫在校园里游走，无论上课、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她都“垫不离身”。

　　扛床垫的意思是：她是背负惩罚的那个人。她说，她将继续这一“行为艺术”，直至哥大开除保罗。短短几个星期，苏尔科维克兹成了闻名美国校园内外的“床垫女孩”。连希拉里·克林顿也被惊动了。“这个形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个梦魇，”她就此评论道。

　　【“强奸文化”遭批判】

　　苏尔科维克兹成了反校园性侵运动的代言人。对她而言，这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她并没有参加任何运动的经历。事实上，这场运动真正的主角在别处。

　　在洛杉矶的银湖社区，两个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系的女孩——２５岁的安妮·克拉克和２２岁的安德烈娅·皮诺租了一个房间，搭建起反校园性侵的大本营。两人都曾在读书时代遭遇校园强暴，而校方反应令人心寒。克拉克说，有位校领导甚至对她说：“强暴这事就像打橄榄球。当你回头看整场球赛，设想你是那名四分卫……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自己做错了呢？”言下之意，是她们“惹火上身”。

　　她俩与全国各地的民间组织或活动人士合作，帮助校园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相关法律权利并提起投诉。目前，美国教育部的民权事务办公室正针对７８所大学的投诉展开调查，其中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

　　往前追溯，克拉克和皮诺也并非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几年前，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对流行文化中将强奸“合法化”倾向的批判。以一批年轻博客写手为代表的批判者说，流行文化就是“强奸文化”。用前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杂志《蓝与白》前主编安娜·巴尔的话说：“强奸文化是一种把所有人——特别针对女性，但不仅仅是女性——都当做性对象、当成获取性交机会的态度。”

　　受这种思潮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女生公开讨论性侵话题，并分享自身遭受性侵的经历。２０１２年，阿默斯特学院学生安吉·埃皮法诺发表了第一篇实名记录个人真实经历的“暴行故事”。她写道，在学校的性侵问题导师拒绝接收她的指控后，她开始有自杀倾向，被送进精神病房。出来后，学校试图拒绝她复学，等终于同意后，系主任又阻止她去非洲留学。她感到学校的种种反应让她觉得自己支离破碎、满身污垢，终于她决定大声抗议：“沉默有着羞耻的腐朽气味。我不会再沉默。”

　　这个故事感染了皮诺和克拉克，彼时耶鲁大学的学生们正发起一场指控校方忽视性侵指控、纵容歧视女性校风的运动，而美军坚决清除强奸累犯的举措也提供了灵感，她们决定发起一场针对校园性侵者这个特殊群体的运动。

　　在银湖的办公室内，墙上一块白板写满了她们准备发起投诉的学校名字，还有一张美国地图，彩色大头针标记的地方表明当地某所大学正在接受性侵诉讼调查。这张地图提醒她们，校园性侵并非个别现象，“在某所学校发生的事情微缩了各地发生的事情”。

　　【大学的烫手山芋】

　　这场反对校园性侵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受害者“打破沉默”，用任职于美国西方学院的社会学家丹妮尔·德克斯的话说，还在于告诉别人“你一年花６.２５万美元请人保护自己，却得到多么糟糕的待遇”。

　　这场运动的发起和拥护者相信，仅仅呼吁校方引起重视不足以纠正这个问题，因为仅有一小部分性侵者能够“改过自新”，因此她们坚持让学校把性侵者逐出校园。

　　德克斯说，社会上不少人仍旧相信，这些性侵受害者只是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会说，所谓性侵只是酒后乱性罢了”。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大学男生确实不大清楚“强暴”与“两厢情愿”的界限。“这部分人，要是告诉他们必须得到口头同意才能进行，就不大会强迫。但剩下的人都是老谋深算的捕食者。他们看起来无害，但其实不是。在社会上，我们对任何领域的性侵者都没有好感，但出于某种原因，只要性侵者是大学生，我们就会宠着他，想要保护他的权利。”

　　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力部分来源于强有力而聪明的幕后运作。苏尔科维克兹的父亲请教了一位谙熟媒体圈的知名律师，让女儿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巴尔的长文章也起了作用。此外，苏尔科维克兹还有个得力搭档佐微·雷多尔菲－斯塔。

　　同为哥大学生的雷多尔菲－斯塔在校内外都遭遇过性侵，但她没有提出起诉，而选择留学阿根廷疗伤。回到哥大不久，她成了哥大校园里的反性侵运动主要组织者。在与校方协调失败后，她决定与皮诺和克拉克合作，组织２８名学生联名签署一份向联邦政府投诉哥大违反《教育修正案》第９条的申诉书。尽管联邦还没做出决定是否将哥大列为调查对象，但哥大已被置在了烤架上。

　　至此，床垫运动得到来自媒体和官方的高度重视。参议员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正草拟一个针对校园性侵的法案，要求校方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学生，如未能尽职或处置不当，大学可能面临高达年度运营预算百分之一的罚金。

　　不管苏尔科维克兹看起来多么勇敢，内心深处，遭遇性侵带给她抹不去的伤害。

　　她告诉《纽约杂志》周刊，今年秋天，她在校园中偶遇保罗，“我转过身，走了另一条道。然后我哭了。”（沈敏）（新华社特稿）

　　相关链接：美国大学处理性侵方式遭诟病

　　《纽约时报》曾刊载一篇关于纽约州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性侵事件的报道，对美国大学校方处理学生性侵投诉的方式提出质疑。

　　这起事件属于校园性侵典型案例：女生在某个学生聚会上喝高了，事后控诉遭到数名校橄榄球队员强暴，而对方声称是女生主动挑逗才导致性行为。问题来了：校方如何判定是否存在“强奸”？

　　大学校规各有不同，但《纽约时报》报道中披露的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的处理方式相当普遍：一个由校方教职员工组成的三人审判团负责审理投诉，校警调查取证，原告和被告也被要求提交各自证人的书面证词，审判团随后召开闭门听证会，就校警和双方证人提供的证据对原告和被告分别质询。

　　校园听证会的形式看似等同于一般的刑事审判，但在公开透明度和专业性方面，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涉事学生通常会被指派一名除家庭成员或律师之外的顾问，但他不能在听证会上开口。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名被告的顾问竟是一名“自承对校纪几乎一无所知的校园餐饮服务总监”。

　　审判团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充分。报道说，在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案例中，三名审判员中有两个未曾检查原告的医疗记录，而其中写明被告所遭创伤“显示其与多人多次性交或者性交过程十分暴力”。然而，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告被迫回答许多“侮辱性”、“无关主旨”的隐私问题，比如她在聚会上跳舞的姿势、发短信内容、事发当晚亲过谁，等等。

　　这种不专业的做法源于缺乏培训。曾作为检察官接手多起性犯罪案例的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做过调查，发现在三分之一的高等学府中，经手性侵投诉的校方人员未曾经过适当的相关培训。

　　一些大学也尝试改进，“单人调查”裁定模式目前较受推崇：由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校方人员分别面询原告、被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然后出台一份调查报告做出处理建议，或者协调双方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