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泽彪 摄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 “新常态”已是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对于如何理解“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以下简称“中经网”)采访时表示,“新常态”是一个现实态,不是理想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动力能否形成还具有不确定性。他认为,在“新常态”下没必要采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在“新常态”下不排除某个年份高于8%,或某个年份低于7%。宋立认为,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时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等四大挑战。

　　中国经济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去来探讨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哪些特征?

　　宋立:我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必然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个从字面看,“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

　　那么,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特征有哪些呢?首要的,就是增长速度降下来,发展动力可能要变化,随之一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所依赖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过去主要依靠的就是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来推动。

　　第二个特点,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动力结构方面,过去更多的依靠的是比如说投资、出口、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完成,各种原因让投资率慢慢会降下来;从产业方面来说,我国现在一产大致10%,二三产加起来也是90%,也是一个翘翘板,二产下来意味着三产就会上去;区域的结构、城乡的结构方面,过去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的布局、生产力的布局必然是沿海和临港的。现在产业开始转移到别处去了,沿海地区就减速了。过去是城市吸引农村,市吸引县,把它的人财物都吸去了,现在城市向周边转移,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会趋于缩小。

　　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变化了。客观地看,原有的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能否形成,实际上还是具有不确定性。过去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了,人口红利减弱了。

　　在这里面要注意讲“新常态”,也就是说新的发展阶段一般的特征,应该是一些客观的特征,是一些客观的规律。第一,是其他国家都可能出现的,在我们这儿也会出现,它是客观的,它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愿望;第二,讲“新常态”,它也是一个现实态,它也不是一个理想态。讲“新常态”应该讲一些客观的东西,不要再里边讲过多的想象。比如说“新常态”可能是可持续的,我也觉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每个国家发展都是可持续的,有些国家的发展后来陷入一个停滞状态。这种说法一方面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一个误解——好像只要到了“新常态”或者新阶段,不管努力不努力,不管改革不改革,好像必然是一个好的状态,好的状态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这可能还是不太客观的,不太实事求是。

　　中国经济网:我国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了压力,有人认为以后就不会高过8%或者7.5%这样的经济增速了?

　　宋立:这可能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进入“新常态”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常态,似乎接近于常数一样,比如7%到8%之间或者7%左右这么一个速度,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这种说法还是过于理想化。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是在8%左右,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还是在7%到8%之间,平均下来比7.5%略低一点,7.3的样子。也有人认为目前潜在增长率就是7%到8%之间,十三五时期可能会到6%到7%之间,或者7%左右。

　　但是潜在增长率只是给出一个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是7.5%左右,因为这既是国内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经济大背景所致。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强大的改革红利推动下,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繁荣时期。虽平均下来可能在7.3左右,但不能排除个别年份经济高于8%。当然相反,也不能排除个别年份在意外冲击下,经济低于7%甚至低于6.5%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今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请问“微刺激”政策会否成为新时期“新常态”的一种做法?

　　宋立:你说的这个“微刺激”,就是宏观调控的方式,这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新的探索,是进入新的阶段后,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一个探索或者说一个创新。“新常态”跟过去可能不太一样,过去虽说一直以来都是供给和需求管理并重的,但过去往往可能需求用的更多一些。现在在“新常态”情况下,尤其是“新常态”的初期阶段,可能仍然是供给和需求管理结合。但是这种供给管理方面的措施,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多一些。另一个方面,从管理的方式上来说,过去面对经济下行,或者说过热的时候,用的是力度相对比较大的措施,比如说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都是明显的刺激,现在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这是正常的宏观管理,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危机管理在一起的,不是常态的宏观管理,是特殊的宏观管理,是危机管理。

　　中国经济网:你刚提到二产和三产的问题,现在已经大规模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三产已经超过了二产了,这是不是好的现象?

　　宋立: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从我国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标志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深化,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不能反过去说,过去二产高就必然是坏的现象,那是那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个特征。过去不少人认为二产的比重太高,过度依赖二产,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二产的比重确实高,因为过去是重工业优先的。但是80年代中期到现在,二产比重其实没有提高多少,基本是稳定的,即便是这样的比重,放到世界上也不算高。我国是在正常区间,其实跟德国,跟马来西亚,跟智利,跟好多国家相当接近。过去至少20年里,我国的二产并没有严重地、持续地偏高或者说过度地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局部的,跟二产整体偏高不偏高是另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内外局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宋立:这个问题问的很好,还是接着前面的话,“新常态”不是理想态,它是现实态。可能过去一些困难和问题克服了,问题没有了,新的困难和问题又会接踵而来。具体来讲,在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在“新常态”下,困难和挑战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来自经济速度。“新常态”首要特征是高速转入中高速,也就意味着经济可能会减速,或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放缓。我们研究了世界上125个国家,发现有36个经历过高增长,但这里边有34个高增长之后都明显减速了。但减速和减速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台阶式减速的,有些国家是波浪式减速的。从理论上我国波浪式减速高达97%,但台阶式减速的风险仍然不能排除。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逐渐就要成为领导型的国家,希望减速不是急剧的,下台阶式的减速。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太赞成什么下台阶什么上台阶这种说法,采用减速或者增速减缓这样的说法可能更科学。

　　第二个风险和挑战就是动力——原有的动力弱化了,新的动力能不能形成?新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红利释放,另一个是创新的活力。从理论上来说,我国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过去后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然后再是技术密集型。可能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几乎都是过剩的,其他的行业几乎包括汽车、造船、钢材这些都是过剩的,那就意味着劳动密集过去之后,资本密集给我国的空间不大。那么我国能不能及时从过去人口红利推动,过度到创新红利推动上去?我国的改革一直证明都没问题。但是改革红利的释放,体制红利的释放,它要借助于劳动力资本或者技术这样的载体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个挑战和困难,可能是经济减速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经济减速让过去高增长时期掩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过去高增长时期形成的一些债务,虽然我国总体杠杆率不高,总体债务率也不高,但是个别的地方它的债务率比较高,国有企业它的杠杆率比较高,这些问题在高增长时期没有问题,增长速度回落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水落石出。不排除像审计署去年审计地方一样,有些地方的债务负债率超过100%甚至接近200%。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减速过程中,在局部的地区可能会显现出来,但是只要做得好,它不会构成大的挑战。

　　最后,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发达国家70年代普遍面临的,当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劳动类成本上升之后,可能其他方面的成本也会跟着上升,这样就可能整个成本上升。这也是我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产业竞争力就会下降,有些产业可能会转移出去,甚至会出现一些国家的所谓产业空心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那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对于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举措,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宋立:经济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简政放权,这个应该说是力度相当之大,多次出台措施,包括投资的审批,包括企业的注册等等这些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金融改革,国务院已经多次发布支持金融经济,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到最新的关于保险市场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当然前不久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讲这几个方面都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也相信假以时日,根据过去的经验,两三年之后,大的改革措施推出两三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就会有一次比较持续的、中期的繁荣,也相信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陆陆续续出台并且落实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