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我国民族工作问题，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他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强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记者：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对于5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维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丰富，既有理论阐述、经验总结，也有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具体措施。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是会议再次强调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当前负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争重任的新疆，而且适用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国的民族工作，其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认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6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同时还提出“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已是第三次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对前述两个会议有关提法进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和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促进区域内全体群众共同富裕和重点帮助相对贫困地区相统一”，“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原则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对此是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断加以锤炼、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虽然历时不久，但其精神实质源远流长。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经过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对这一原则内涵的理解，应当说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多了。

　　记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规律性现象，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在内的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只是比前人拥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觉。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在统一和争取统一的几千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间残酷的战争和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政策，都改变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趋势。历史上，哪个民族、哪个王朝对民族关系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发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业；哪个民族、哪个王朝采取自我封闭、歧视他族的态度，它就难免衰微，即使一时成功也迅速走向失败。

　　我国多民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民族间不断的交融、融合，使我国民族现象呈现一种生动活泼、流动多变的气象。没有哪一个民族族源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动、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间界限不同程度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汉族以古代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故能成其大。同时又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产生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民族格局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把民族现象视为凝固不变的现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现象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所以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很快就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自觉。如果没有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交融、融合为基础，很难设想近代以来仅仅百余年，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就能形成如此坚固的“中华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