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亮相香格里拉对话会,驳斥了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也随后指出,在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和海域的划分问题上,中方从未挑起过事端。

　　中国的国力日盛有目共睹,近年来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更有不怀好意者频频抛出“中国威胁论”。5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的基因”。作为中华儿女,继承着祖先一脉传承的文化基因,对这样的话不禁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又对国际上的非议有一种深受冤枉的委屈。因此,不管世界抛掷给中国的那些偏见,是出于文化隔阂的想象偏差,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为之,我都愿从纯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处世思维、立世原则,谈谈为何“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的基因”,为国际友人拨开“中国威胁论”的猜疑迷雾,破除对中国“国强必霸”的心理阴影。

　　古代中国的发展,曾多次达到过同时期世界辉煌的顶端,然而即使国力鼎盛、兵马精良、粮草充足,中国的本土意识,都从未有过侵略、掠夺、霸占、干预他国的想法。经济军事的强大崛起只是外部一时可见的表面,文化思想的强大有力才是使民族长久屹立的内里。而能保证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断流的文化,就是以“和”为追求目标的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入门之学“四书”之一的《中庸》使中国人从小就信服,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是事物的最高准则,是世界的永恒道理。而道家的《老子》也讲“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方块字组成了三个“和”字;紫禁城的外朝三大殿,分别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个“和”来命名;而“和”的精神,在中国人的生命里,也体现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自我的和谐,也就是身心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教导人们从自我的情绪入手调和自身,让喜怒哀乐之情表达得合理适度,和情养正,修养为一个中正平和的人。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就是社会和谐。对于志同道合的人,要和睦相处;对于存有异议的人,要和而不同;对于家庭治理,是家和万事兴;对于社会秩序,是礼乐和谐;对于国家治理,要和合偕习;对于国际相处,要万邦同乐。总之,是要以和为贵。

　　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中国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道家很早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道,要与自然合一,和平共处。

　　中国文化,是中和的文化,是涵容的文化,实在不是称霸型的文化、进攻型的文化。儒家讲“致中和”,这个“中”字,就表达了一种不扩张不过分的原则,中国古代纵使盛世时期,中央王朝也都在守中道,并不因兵力过盛而妄想以武力征服他国、开疆扩土,中庸的准则就是一种适度恰当的原则。在故宫的皇帝寝宫养心殿里,悬挂着一张“中正仁和”匾额,那便是一国之君随时提醒自己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的证明。

　　所以回看中国历史,每当社会经过一定时期的物质积累,国家进入到和平发展的稳定时期、盛世时期,政府都会重新提倡和重视起以文治国、以儒治国,甚至那些由少数民族建立起的中央政权,比如元朝、清朝,到最后也不得不回归儒家文化、运用儒家的思维治国。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有礼有节的、秩序井然的、中正平和的文化,它维护着国土内外、疆域远近的共同安定,所谓“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当然中国以宽大仁和为主体意识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异数,就是蒙古民族扫荡亚欧的历史,但中国本土的民族在当时也恰恰处于被扫荡之列,那正是由于宋王朝忍让求和的思维惯性,导致中土沦丧异族。因此中国文化指导下的政权,不仅不曾以强硬之姿侵扰他人,反而因固守和平被他人侵犯。但是,正因为这种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健康有力的、符合人类发展的文化,所以它在一时被侵袭过后,依然以强大生命力复苏过来、沿袭下来。经受改朝换代的中国人,始终不忘以和为贵的祖训,甚至能把曾经凌驾于中原的民族也包容到自己团结友爱的家庭里来。这就像道家“柔弱胜刚强”的理念,从来不以强姿态盛气凌人,却能安和四方而久远绵长。历史变迁而道统不绝,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圆融而不逼仄、通达而不狭隘。“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人为善、不与争霸,是成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保障。

　　除却入世的儒家、出世的道家,以“兵书圣典”著称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着兵家思想,也明确传达出了中国兵家对于战争的观点,就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都不是兵家称颂的,唯以不打仗、不动武、不用兵,才是上善之策。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连孙武这样的军事专家也不赞美战争,相反,中国倒是有非常多批评战争的词语:纵然一个朝代屡战屡败,也可能被指责为“穷兵黩武”;纵使一个君王得胜归来,也可能被指控为“好大喜功”。中国人,不愿意把一方的战功建立在彼此伤害的基础上,因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连一向超脱世间、悠游方外的道家也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认为有道之人不会愿与兵战为伍。

　　正基于此,古代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畅通了亚洲与欧洲、非洲的道路,然而这路上往来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贸易、互通的艺术、互敬的文化、互访的行者,没有交战的兵火、霸道的欺凌;正基于此,郑和七下西洋,远比西方航海发现新大陆早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当他们走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礼物、互惠的商贸、真诚的友情,以及即使遭遇了部下被误杀的痛苦也化干戈为玉帛的宽和气度……中国投注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脚步,从来都是为了沟通世界而不是征服远方;中国踏上异国疆域的使者,从来都是为了在那土壤上传播友善而不是栽种仇恨。

　　相反,有些西方国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盗意识,才构成了踏上新大陆之后对当地的掠夺行径、侵占历史,因为海洋文明、游牧文明是以夺取他方资源为生存本能,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却是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为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并且在一片土地上形成了团结紧密的家族意识,为了耕种,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稳定与和平,厌恶战争和变数。农耕民族的子孙都要按照祖辈经验来种植和收获,最怕由乱生变、影响收成。所以中国进行的外战,都是为了保卫而不是为了侵夺,是为了守护自有土地安定而不得已应战,不是为了抢占异地山川而凭野心开战。

　　中国人这种热土观念,还转而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教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国人坚信,财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夺他人的土地。甚至,连财富也只是末节和结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这最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恰当适中的和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万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着各安其土、彼此尊重。

　　所以那些“国强必霸”的判定,是站在西方行为立场上、顺延西方固有意识形态的一种以己度人,而非身处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作为承前启后一脉传承的一种思维方式。面对家国,中国人追求的是和气致祥、和气生财,是以和为贵、地利人和;面对世界,中国人相信的是和衷共济、四海一家,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而这,已然凝聚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的集体人格,成为渗透到炎黄子孙骨子里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哪怕在二战以后,遭受过侵略、忍受过误解、直到今天也没有获得诚恳相待和公正记载的中国人,面对苦难、面对伤痛、面对不公、面对误解,依然怀宽和之心、抱和解之愿、行和睦之事、促和谐之态。中国可以用最广大民众长久以来的和气行为坦荡地回答世界:我们,始终在用和平疗伤,愿不再被误解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