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规律谈

　　作战指挥体制伴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以及战争形态、作战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新军事变革的内容和过程看，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具有层次性和螺旋上升特点，要求改革必须重视军事理论创新引领。新军事变革是信息时代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理论、组织体制在内的一系列变革。这几方面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就军事体制改革而言，主要包括物质层、体制层和思想层的变革。其中，体制变革是军事变革的核心层，因为军事体制是联接军事技术装备、信息化军事人才，以及军事理论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人和武器装备的最佳组合，形成军队整体战斗力的关键环节和根本组织保证。作战指挥体制作为军队组织体制的核心，其调整改革程度也是军事变革最终是否完成的重要标志。

　　军事变革通常遵循由物质到观念，再由观念到结构的轨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促成了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进而引发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的深刻变化。既要求军事理论创新，也要求包括作战指挥体制在内的组织体制改革。从军事变革的实际进程来看，军事技术革命进展最快，军事上的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相继涌现，而组织体制的变化常常是最滞后、最缓慢的，与此相关联的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也是如此。

　　新军事变革初期，军事技术革命占主导地位。当全新的军事技术应用于军事系统，并使武器装备形态发生质变时，军事理论、军队组织体制等才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并相继发生根本性变革。新军事变革中期，军事理论创新对变革起主导作用，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条件。新军事变革末期，军队组织体制改革占主导地位。新军事技术催生新型军事组织结构，但新型军事组织结构的生成依赖于对未来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行动的认识和预见，及在新的军事理论指导下按未来战争需求变革军队组织体制。当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理论创新相对成熟时，变革体制编制特别是作战指挥体制将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也更容易成功。这一时期，军队组织体制，特别是以作战指挥体制为核心的军队领导体制改革，将成为新军事变革的主流。因此，要实现作战指挥体制的全面变革，必须有成熟的理论创新。有成熟的理论创新引领，才知道仗需要怎么打、怎么指挥，进而明确组织变革内容和标准。

　　从战斗力生成规律看，作战指挥体制与战斗力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要求体制改革要善于思考战斗力“物化”问题。军事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军队战斗力。科学技术进步和武器装备发展所形成的新型战斗力，必将冲破旧军事组织体制和原有军事理论的束缚，形成新的军事组织形态。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和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也会使军队组织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暴露制约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关键问题，客观上有利于推进以作战指挥体制为核心的军事体制创新。军事变革技术上和理论上的优势只有通过制度化军事组织体制，特别是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才能转化为战略优势和作战优势。军队组织体制转型，其实质就是使信息化武器装备、知识型军事人员和创新型作战理论所蕴含的作战潜力实现“物化”，而“物化”的成果就是包括作战指挥体制在内的信息化军队组织体制的建立。

　　因此，作战指挥体制改革重在战斗力“物化”上做文章，这是军事变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要真实客观反应新型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不束缚战斗力的生成。

　　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发展的阶段性与周期性，要求改革必须稳妥。作战指挥体制归根结底是军事实践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须反映当时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规律，以解决作战指挥关系中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的深层次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战争需求。这是因为，体制的改革创新只有在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引发战争形态改变后才可能发生。战争形态的改变，加速了军事变革进程，并强烈要求推进军队组织结构，特别是以作战指挥体制为核心的军队指挥体制改革。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客观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军事发展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战争发展需求，具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周期性。

　　当然，作战指挥体制的改革发展，由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制约，又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然而作战指挥体制的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随着战斗力诸要素的发展变化，必然产生不协调因素，特别是当不稳定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然要求对其进行改组与调节，从而产生新的作战指挥体制。因此，任何一种作战指挥体制都有它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条件，离开了这些，作战指挥体制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时代的发展呼唤并催生新型作战指挥体制的产生，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超越现有条件。

　　编辑感言

　　由牛顿说强军

　　周峰

　　在有关物理学家牛顿的历史细节里，有两句话引人思考。一句是亚历山大·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自然法则曾在夜里深藏”，直到“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就有了光”。另一句是牛顿自己所说：“在自己眼里，我似乎只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而真理的海洋就在我面前待人去发现。”毫无疑问，牛顿是一个善于发现和总结事物规律的人，当然这也源于他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西方文化更重探索、验证和应用内在规律。

　　有种观点认为，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文化强。强势文化的本质，就是遵循事物规律，尤其是最深内在、最巧路径、较高层面的规律，在武学上它可成就秘笈，在经济上它可以弱肉强食，在军事上它可以走在他国前面。发现和运用规律的程度，关系到军事强弱。有时某一军事集团所认为发现的规律，可能并非根本规律，或者是低层次的规律，这就会影响其强军速度和质量。而规律又具有指向性和稳定性，早一点发现并运用更高层面的规律，可以让改革的正能量更早形成战斗力。此类问题的差别，恐怕是影响军事投入与战斗力产出是否成比例的重要因素。（史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