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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被确认为衡量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却被装上道道“玻璃门”——为什么《破产法》在现实中还面临种种尴尬？

　　日前，河南商报记者专访我国著名民法专家王卫国。

　　他表示，最高法也注意到中小企业破产难现状，正在调研推动，河南商报关注这一现象，非常有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 

　　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河南商报记者：您曾参与《破产法》起草，如何看待这部法律的意义？

　　王卫国：第一，就是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一种公平的集体清偿程序，在债权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秩序。第二，就是能够使债务人的财产及时地被保全起来，在这种保全的状态下，可能会有两个结果。一种结果，就是通过企业的重整、再建，使这个企业恢复生机，起死回生，这就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普遍采用的重整程序；第二种结果，这个企业因无法挽救而被清算注销，但是由于及时地保全了财产，债权人能够得到在目前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清偿，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尽可能多的实现。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社会经济都是有利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明确提出“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未来，我国还要逐步推行个人信用破产。

　　破产特别是破产重整  

　　对债权人来说是最优选择 

　　河南商报记者：但如今我国破产案件并不多，有一种声音，认为《破产法》是一部被边缘化的法律。

　　王卫国：《破产法》的首要作用，是让市场有破产预期，借钱的人能想到以后还不上钱可能会面临破产的结果；放贷的人能预期对方可能破产，放贷更谨慎。

　　和法庭外程序相比，破产进入司法程序透明度很高，很多企业有种种问题不愿意公之于世，还有经营者可能会因此对企业失去控制权，所以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触及破产程序。

　　河南商报记者：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认识，实施破产，实际上是企业在逃避债务，对债权人不公平？

　　王卫国：企业破产目的就是实现公平清偿。在发生债务人进行私下的不公平清偿的情况下，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债权人，也可以运用这个武器，去申请债务人破产。

　　此外，因为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一旦企业无法正常运转，谁都想通过清偿多拿一点，而外地企业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但一进入破产程序，债务分配将更加公开透明，债务人无法逃避债务，并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清偿。

　　所以说，破产特别是破产重整，对于债权人来说是最优选择。

　　没有“先刑后民”的规定  

　　实施破产也不能躲避刑责 

　　河南商报记者：但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法院仍慎重对待民营企业破产申请？

　　王卫国：可以说，在我国老《破产法》最初就是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工具而制定的，但这个观念早已被破除。因为一些惯性，涉及民营企业破产，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确实把门关上了，最高法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关于企业是否能够破产，法院可以适当听取政府意见，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评估和应对企业破产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法院积极配合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但在处理破产案件上，最终还是应该依法办事。政府意见不是法院决定是否裁定受理的法律依据。

　　河南商报记者：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涉及民间借贷，而刑法中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非吸罪”这条罪责，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无法破产？

　　王卫国：如今司法界有一种观点，即“先刑（法）后民（法）”。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来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其实，企业实施破产，并不妨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哪个环节都不影响，而且启动破产程序，可能更有利于开展刑事调查，因为企业被接管后，更容易搞清楚企业过去的情况。所以“先刑后民”不应该是法院对企业破产关门的理由。

　　即使不涉及刑法，对于有严重过失导致企业破产的经营者，《破产法》也规定其不仅要在债务上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在破产程序结束后三年内，不准在任何企业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而且背着这个不良记录，其职业生涯也可能就此结束。

　　专家名片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前院长，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曾参与《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的起草工作。

　　（记者 郑筱倩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