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葛洲坝附近江段。水面下即是中华鲟的产卵场，这里每天不断有货船通过该片水域，江面上停泊着附近渔民的渔船。

科研人员放流捕捞的野生中华鲟。资料图片

　　今年9月，长江水产研究等多家研究单位确认，2013年，在葛洲坝下唯一的自然产卵场，中华鲟没有繁殖产卵。葛洲坝建成后的32年里，中华鲟野生种群不断衰减。科研人员认为，这背后是一系列的原因，长江水体污染、经济发展对自然保护区的“割让”、船只渔网的误伤，都让中华鲟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不断受到挤压，日益脆弱。中华鲟专家危起伟呼吁，中华鲟野生种群消失前，控制污染、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为中华鲟营造新的生存空间迫在眉睫。

　　今年8月到9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研究人员沿长江中下游1600多公里江岸，走访了20个城市98位渔民。

　　他们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见过去年繁殖的中华鲟幼鱼吗？

　　“没见过。”这些传承父辈衣钵平均渔龄在40年左右的渔民们回答。

　　这98个否定答案印证了课题组去年底的监测结果——去年11月、12月中华鲟产卵期，课题组“用三种方法监测，都没有发现卵或受精卵。”去年没有产卵，今年自然没有幼鱼。

　　“这意味着野生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组长危起伟说。“没有自然产卵，野生中华鲟种群的数量就无法得到补充，如果不及时加强保护，野生中华鲟将面临灭绝危险。”

　　自从葛洲坝建成后截断中华鲟产卵路径，32年来头一次，这群从海洋溯游回来的大鱼没有产下卵子。

　　唯一的产卵场落空

　　葛洲坝下游的野生中华鲟产卵场，去年繁殖季节，未监测到任何卵和受精卵

　　对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中华鲟专家们来说，今年9月的寻访结果压灭了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去年11月、12月，葛洲坝下5公里江段，一艘机驳船长时间停驻在浑浊的江面上。船舱里，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助理研究员吴金明专注地盯着21寸的显示器。画面中，透过淡绿的江水是摇曳的水草和一片乱石，这是水下视频系统传输上来的江底画面。吴金明仔细辨认是否有附着江底的卵子。

　　水下视频覆盖了5公里江段内的120个位点，但均未发现鱼卵。

　　科研人员还采用解剖食卵鱼和江底采卵的方法进行监测。但直到12月底，中华鲟的产卵期结束，仍未发现任何卵或受精卵的迹象。

　　这片被科研人员反复搜查的水域是野生中华鲟现存唯一的产卵场。

　　长江葛洲坝建成前，中华鲟是一个兴旺的种群，它们在长江上游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的600多公里江段内有16处产卵场，危起伟说。

　　中华鲟几乎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历经1.4亿年，存活至今。它们也是中国独有的鲟鱼，出生于长江，成长在大海。经过8-26年的生长，一旦性腺成熟，就从大海溯游回长江繁殖后代。漫长的海洋生活，不曾抹去它们对长江的记忆。

　　每年6月，性成熟的雌雄个体成群而行，由上海崇明岛长江口溯游而上，在年末抵达产卵场，停留到第二年的10、11月开始产卵。幼鱼在长江里长到20厘米左右，顺江而下，在下一年的7、8月，从长江口入海生长。

　　葛洲坝阻断了中华鲟通向产卵场的唯一通道。但专家们却在1981年的秋天意外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水域产卵，新的产卵场就此形成。此后32年，上游的22处产卵场“荒废”，这里成了中华鲟物种自然延续唯一的根据地，也成了寄托科研人员希望的“黄金水域”。

　　然而，今年9月的走访，让课题组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从一万余尾到57尾

　　葛洲坝落成后，中华鲟在坝下聚集，捕捞和误伤导致数量急剧减少

　　这条大鱼命运的拐点，早在30多年前，危起伟就有所预料。

　　葛洲坝截流的1981年，葛洲坝下的沿岸渔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馈赠”。中华鲟在坝下扎堆，好抓极了。宜昌点军区紫阳村渔民王辉富记得，他划着杉木渔船，一个晚上几袋烟的工夫，就捕到7尾，每条鱼都有二三百公斤，让渔民们大开眼界。此前，当地渔民几乎见不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鱼。

　　王辉富童年的记忆里，捕获巨大的中华鲟曾是至高的荣誉，这种荣誉不在于鲟本身的价值，而是渔夫精湛的技艺。王辉富说，“通常是几条船合力，用最好的滚钩，不能生拉硬拽，它力气大得很，容易船翻人亡。要柔着来，滚钩挂住后，由着它跑，等它累了，再用绳子圈住尾鳍拉上船。”

　　王辉富的父亲终其一生，只打上来一条中华鲟，像拜神的仪式一样，摆酒宴请全村人来庆贺品食，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老人与海》里的情节。然而，和书中的大鱼一样，中华鲟的命运也在被人类改写。

　　中华鲟无法知道，产卵之路已被截断，它们在坝下聚集徘徊，不断尝试寻找出路，无一成功。危起伟说，这些鱼，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来，却无法找到那个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随着聚集的中华鲟增多，水面、浅滩上，总能见到一坨坨鱼肉，或是断了头的，截成几段的，它们大多是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的。王辉富记得，鱼最多的时候，远远望去，江面上浮动着一波波染红的涟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见到用板车拖着中华鲟的。中华鲟捕捞量大幅增长，捕杀了近2000余尾。” 危起伟说。

　　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危起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尽管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挽回中华鲟的数量的骤减。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产卵场的1600多公里的遥远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常常收到误捕误伤中华鲟的报告。

　　课题组助理研究员王成友2007年曾救治了一尾受伤雌性中华鲟，并做了超声波标记。2009年，沿岸监测站发现这条中华鲟的信号，大概在铜陵，距离长江口513公里的江段。“它回来产卵了，这太让人兴奋了，”王成友说。

　　监测到信号不断向上游移动，它到了武汉，距离产卵场越来越近。“但就在岳阳，失去信号。”王成友说。后来渔政部门打来电话，这条鱼被渔民误捕，等王成友赶到时，大鱼已死。

　　“误伤误捕的鲟中有一半都会死亡。”王成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都有三十至四十尾因此致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种群数量的减少，意外死亡的数量降低到每年十几尾；最近十年，每年大约五六尾意外死亡。与这一数据相对比的是，目前野生繁殖群体估算只有57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