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一年来我国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意味着，李克强总理已经兑现了“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事项”的承诺（注：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1700余项）。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和下放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管理观念的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形势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而简政放权则是改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通过简政放权，放开市场“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看得见的手”。让“放”和“管”有效结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政府管理手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经济网独家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薄贵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部主任燕继荣，就“简政放权”的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精彩观点采撷如下：

　　　自左起为燕继荣、薛澜、薄贵利

　　中国经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一年来，我国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如何评价数字背后的“含金量”？

　　燕继荣：去年3月份，我国的行政审批数量总数达到了1700多项。经过一年多的的努力，削减了600余项，达到了李克强总理承诺的目标。如果从数量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有一定的含金量。但是我没法用“量的概念”来评价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薄贵利：据我了解，现在企业、社会和学界认为“下放”的含金量还不够。所谓的“含金量”是个形象的说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下放行政审批权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系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是不是都放下去了，是不是放到位了，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简政放权是改革的方向，目的是按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优化权力结构。简政放权也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什么权力需要放，什么权力不能放？需要下放的权力应该放给谁，在什么条件下放？下放以后由谁来监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薛澜：我感觉现在大家对“含金量”有一个误区，认为砍得越多越好，砍得越重要的越好。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如果这个事情政府该管，涉及到的权利不管是大是小，都要把它管好；如果这个事政府不该管，不管它涉及权力大小，都应该取消和下放。

　　中国经济网：今年还将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最佳的发力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薄贵利：给市场和社会多大空间，我认为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是作为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其行为是否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就是合理的、合法的，这是一个底线；第二就是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有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是一个边界；第三是这些主体的行为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在这三个前提下给予企业和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职权法定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权利边界，同时也是政府权力的边界。现代政府的职责是依法维护和保障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侵犯更不能随意剥夺这些主体的权利。

　　薛澜：经过前面7批、600多项行政审批下放以后，我觉得简政放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接下来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探讨，对要取消或者下放的审批进行分析。一个审批一旦取消，需要企业或者社会有相应的规制或约束机制来补充，使得企业自我约束，社会监督及政府规制形成一个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事前审批下放了，事中事后的监管能不能跟上来，也会有很大风险的。简政放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下决心打破“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死循环。

　　中国经济网：简政放权是否会造成“懒政”？如何理解简政放权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燕继荣：懒政是有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行政审批管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是事项管理的主要手段。取消和下放一部分审批权可能造成政府有关机关的放任不管。但是简政放权的关键在于削减行政审批之后，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并不等于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相反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制度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减法式的行动，但实际上还要做加法，加法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有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更加细致、更加完善。

　　薛澜：简政放权导致懒政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原来政府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现在放在监管上。以前可能是在微观层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要加强宏观政策的研究指导。职能转变不等于说职能权削减。就中央政府部门来说，其人力资源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紧张的。第二，政务公开了，采用更加透明的工作方式。让我们看到政府的预算是怎么花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要想偷懒也不容易。

　　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但到具体履行政府职能时，服务型政府有时也需要采取严格的规制手段。比如一些城市采取的禁止醉驾的措施，虽然以很严厉的手段来执行，但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服务，它可以让大家交通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服务型政府可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使得政府公共服务更有效，有时用宣传教育，有时用市场调节，有时用法治规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