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一家由温州人黄某投资的煤矿已经停产。望着冷冷清清的煤场，黄某不断叹气。

　　山西煤炭反腐风暴仍在继续。

　　有媒体统计，从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而这些落马官员大多与煤炭腐败有关。山西煤炭系统一位官员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

　　在煤炭产业主导下的山西，“煤老板”向来是引人注目的群体。有媒体盘点了这些年上过媒体头条的山西“煤老板”，在此轮反腐中被带走调查的邢立斌、张新明等人上榜。

　　不过，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山西“煤老板”中，相当一部分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晋商，而是浙商和闽商。其中，浙商煤老板多来自浙江温州，闽商煤老板多来自福建福清，也被称为“福清煤帮”。

　　在晋浙商起步早“教训”大

　　浙商是最早进入山西煤炭业淘金的外地商帮。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之一，浙商一直以来以嗅觉敏锐见长。早在2002年，本地投资受阻的浙江温州的民间资金开始流向煤矿投资。此后，随着煤炭价格开始好转，浙江温州商人开始一带十、十带百地进入山西大规模投资煤矿。

　　据了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矿产业的方式多是从承包村办小煤矿起步，大量的村办煤矿以“集体挂名、个人经营”的方式运营。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7年，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达到最高峰，涌入资金约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

　　2007年，山西开始整顿煤矿，一批浙商开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亿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随着整顿力度从2008年年底加剧，这期间进入的煤商基本上还未投产，就被“冻”在了近450座矿井里。

　　2009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山西煤矿进行大规模整合。兼并重组后，山西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将被收归国有或国有企业控股。一千多家由民营资本经营的煤矿被迅速叫停，国有资本强势进入。

　　有媒体称，当时约4000多亿元民间资本撤离山西煤炭行业，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资本。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当时浙商超过500亿元投资资本深套其中，损失超过150亿元。

　　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弹。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上书中央，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处理。2010年年初，该会又发表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将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名单。

　　今年9月，有媒体盘点称，在2009年山西煤改时过5年之后，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并重组中获得多方共同努力而来的资源与权利。另一部分浙商则选择离开，去贵州、新疆、云南等地继续投资矿业。也有的彻底退出煤炭行业，成为“脱煤者”。

　　闽商以“新农村建设”切入，从浙商手中接盘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闽商，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据了解，闽商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进入山西创业，从茶叶、水暖阀门等小业务起步逐渐发展壮大。相关报道显示，“新农村建设”成为闽商挺进山西煤炭行业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义市克俄村则成为其中的第一站。

　　作为山西铝厂的主矿区，30年的开采使克俄村被矿渣坑和渣山包围。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达成协议：福建商人投资回填部分矿渣坑，为克俄村民建设新住宅区；作为交换，村民全部搬迁到新村后，福建商人将开采原来宅基地下压覆的煤铝资源。

　　克俄村这种废弃矿区治理模式后被当地政府推崇，成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从此之后，“资源换新村”的露天采煤在山西开始遍地开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内治理676个村庄的地质灾害。其治理办法是：挖开采空区，进行填沟造地、打井盖房。这意味着，一旦被列入676个村庄的名单，就等于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许可证”。

　　2009年12月出版的《闽商》杂志一篇名为《叩问商机福建“煤老板”轶事》的文章称，“自2007年以来，200余位闽籍企业家，在山西晋中、阳泉、吕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资约157.6亿元，轰轰烈烈地参与到农村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新农村建设项目”。

　　上述文章提到，仅在2008年，山西全境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拆迁任务共涉及11区市，112个项目。其中承接相关工程的大多数为闽商。

　　而据太原福州商会会长黄建俤介绍，闽商较多在山西投资煤炭产业，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达到小高潮。

　　据报道，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开始整顿煤炭市场，其后很多人暂时歇业；到了2009年后，煤炭价格回升，投资煤炭热又出现回潮。当时，福清人纷纷从浙江人手里接盘矿区，成为一股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