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降数级等“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也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

　　此前,媒体已相继曝出冀纯堂于2011年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吴显国于2013年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一直没有张发旺的消息。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张发旺已于2012年12月被委任为中国制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曾任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

　　山东职业学院官网去年5月的一则报道称,“石家庄市原政协副主席、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张发旺一行来我院考察调研”。

　　此外,年过六旬的冀纯堂的职务继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后也有变化。河北新闻网今年7月18日发布的《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成立》报道,刊载了一张冀纯堂的图片,标注的职务为“河北省机械协会会长、河北省工信厅原副厅长冀纯堂”。可见,卸任副厅长后,冀纯堂现在社会团体任职。

　　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也获相同“待遇”。在免职与起复背后,透露了怎样的问题?

　　盘点

　　突发事件被免者50%起复

　　52起案例中,突发事件被免职的达20起,40名官员被免。截至目前,半数官员均已起复,相隔一段时间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

　　例如,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跟“三鹿奶粉”一样引发官场震荡: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均被免职。

　　但1年后,孟学农起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建民走上青海省副省长岗位,任职至今。

　　山西省委统战部和山西省农业厅官网显示,目前,夏振贵是排名第五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志杰是排名第一的农业厅副厅长。

　　类似的“集体”起复,还有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2010年“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

　　在致72人亡的“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中,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和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2012年,陈功被曝就任青(岛)荣(成)城际铁路董事长。

　　新京报记者在中国网去年6月发布的一篇描述中铁特货公司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发现了柴铁民的名字,职务为中铁特货党委副书记。

　　“4·28”胶济铁路事件发生后,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耿志修接替陈功出任济南铁路局局长。2008年10月13日,济南至青岛的胶济线铁路再次出现超速事故,耿志修被免职,重新出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

　　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致数十人死亡。上海静安区区长张仁良、副区长徐孙庆被免。但免职半年后,二人就分别起任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起复相隔时间多则一年以上,如夏振贵、刘志杰;短则半年左右,如张仁良、徐孙庆。而且,起复后的职位一般与原岗位平级。

　　但也有例外。七台河市新兴区原区长刘丽,2008年12月因煤矿瓦斯爆炸被免职,但3月后就复出,任七台河建设局副局长、党委书记;2012年1月再获提拔,升任七台河市副市长,任职至今。

　　涉“不雅视频”者无人复出

　　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官员免职的“主因”。52起案例中,不雅照、“视频门”等作风问题被免的,达16起,27名官员被免。

　　不同于突发事件被免官员50%起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不论是2010年至2012年之间发生的网上“裸聊”、微博调情、包养姐妹等丑闻,还是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庆不雅视频、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湖北法院嫖娼门等,无人传出起复消息。

　　如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2013年1月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之后一直是中央编译局的正高职称专家。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原副司长范悦被曝巨款包养纪英男,也于2013年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范悦现已辞去公职。

　　除了突发事件、作风问题,其余16起案例中18名官员,都因形形色色的违纪问题被免职,包括档案造假、公款旅游、短信拉票、吃“空饷”、“雷人语录”、行贿、风水迷信等。

　　其中,除了“风水迷信”,其余违纪类型均有官员起复,共计9人,占比也达50%。如三起公款旅游案件。于地震哀悼日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的原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免职半年后起复,任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因“出国人均花费8.2万元”被称为“公费出国考察门”的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免职两月后就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此外,在换届选举中短信拉票的太原市原市长张兵生,免职1年后于去年复出,任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厅长级)、党组成员。山西省经信委官网显示,现张兵生已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还有让女儿吃了5年“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免职两月后就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并暂时主持工作;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免职9月后,官复原职,仍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分析

　　“保留级别”埋下起复伏笔

　　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等受访专家认为,即便三成被免官员起复,也比例偏高,有损“免职”的威慑力,“出于珍惜人才方面的考虑,对免职官员固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现实中,不排除违规起复,比如将‘免职’作为平息舆论的‘挡箭牌’,甚至于钻法规的空子,作为日后起复的‘跳板’和过渡”。

　　“‘免职’实际上是个中性词”,竹立家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的处分类别中,都没有“免职”。对“免职”作出规定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免职’适用面很广,没犯错的官员也可以免职。即便犯了错的官员,也仅是问责,不是处分。”

　　对于犯了错被免职的官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竹立家称,个别地方从这项规定中找到了腾挪空间,“几乎每一名起复的官员,特别是因为各种违纪原因免职起复的官员,都会引发质疑,但出面回应质疑的官方,都称合乎规定。因为如果是‘闪电复出’,比如两三个月就起复,那么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上述16起因形形色色违纪被免职的案例,9名起复的官员中,3人所在地区的官方出面回应质疑,均称“合规”。如邵立勇,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曾向新京报记者说,邵立勇原职务是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半年后起复的职务为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为降职使用,而且履行了相关的组织程序。

　　“免职后起复的另一个操作空间在于免掉的是职务,不是级别。保留原级别,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就为起复留下了‘伏笔’。”竹立家说。

　　子女“吃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的起复过程,佐证了竹立家的说法。2012年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其女儿王烨5年吃空饷10万元被免职,两个月后就起复改任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员。

　　忻州市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2012年1月15日,免去杨存虎同志静乐县委书记职务,保留正县级别。”“2012年3月20日,忻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杨存虎同志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建议

　　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

　　除了“官复原职”等现象,52案例中的29名起复官员,有2人因舆论等各方面压力或再度被免,或“失踪”。

　　2010年因矿难,河南泌阳县原副县长王新科被免。但2011年8月,媒体曝出免职后,他一直以副县长身份部署工作、出席正式公务活动,还兼任该县政法委书记。

　　这名被质疑为“假免职”的副县长,现已“失踪”。泌阳县官网的领导介绍,以及上月县领导齐聚的县经济运行工作会议,都没有王新科的名字。

　　8月8日,泌阳县宣传部门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说:“他(王新科)已经不在泌阳县了,因为之前的报道影响太大了。至于他现在具体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另一名被“再度被免”的官员是河南周口市官员薄玉龙。2012年,因在周口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春长依法受贿一案中,原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薄玉龙利用行贿手段而得到职务调整,事后被免去职务。今年1月,薄玉龙“从基层回来后”,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

　　薄玉龙履任该职务被曝光后引起舆论关注,他回应质疑称,之所以能回来任职,是因为领导考虑了他过去的综合工作表现。

　　今年7月,薄玉龙再度被免。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处长靳登高向媒体表示,党组开会后认为,薄玉龙原问题系行贿、介绍受贿,性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的岗位,所以做出了免职决定。

　　受访专家们认为,起复后再度免职,充分证明原来的起复决定有问题,“这相当于官员任免‘事故’。谁做出的‘带病起复’决定?谁为这类‘带病起复’担责?”许耀桐说,截至目前所有免职后起复的官员,都是公众、媒体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报,“亟待建立的就是一个官员起复制度,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必须对这些作出规定”。

　　“被问责、免职的官员,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复出,这并不违反规定。”竹立家表示,但现实中,问责免职、起复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被问责免职的官员,隔一段时间就官复原职”。

　　许耀桐认为,今年昆明原书记张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两名副省级官员被免职后连降数级,树立了官员免职的新样板,“能封堵住不当起复。”

　　竹立家强调说,张田欣、赵智勇的“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见习记者 陈瑶 刘素宏 郭永芳 实习记者 杨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