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最近，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计委表达“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诉求。之后，卫计委答复称“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从法律层面看，计生政策与失独家庭之间究竟什么关系？

　　1、新京报：一般认为，计划生育家庭为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国家责无旁贷。你也曾表示“国家有责任救济救助失独群体”，那么，这个“国家责任”到底是什么？

　　杨建顺：“国家责任”这个说法争议性比较大，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它的定位也不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按亚当·斯密的观点，就是用“看不见的手”引导社会走向繁荣，即国家不插手，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自己做。

　　后来产生了“社会国家”的概念。比较典型的如1917年的前苏联和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认为国家不仅要关心社会的发展，还必须保障个人能“像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社会国家”的理念。包括中国，都是从大的方面来定位“国家责任”。

　　2、新京报：就失独问题来说，今天如何从法理上来界定“国家责任”？

　　杨建顺：“国家责任”需要很多的制度作支撑来保障国民的生存权，这是行政法层面，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责任”。但作为法学家、制度分析家，还要着眼于具体的权利义务层面，“国家责任”需要有法律的支撑。

　　以前，失独群体响应国家政策、立法的号召，虽然在政策上有相关的优待，但政策是不断变化的，“国家责任”显得非常笼统，但随着《人口计划生育法》的制定实施，相关的优待就要落实到制度上去，“国家责任”也应该比较实在。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责任”更多的是“国家义务”。从给付行政方面讲，国家义务有不少种类。宪法上有“物质帮助权”，即国家有物质帮助的责任，在公民年老、疾病、失去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反过来就是国家的一种“义务”，但不是“国家责任”。

　　3、新京报：“国家责任”和“国家义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杨建顺：义务和责任是不同的，“责任”主要是承担后果，不能泛化，不能作为义务来架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反过来讲，任何人都应从其合法的行为中获利。当公民因为相应政策或遵守法律出现损失时，国家有义务去填补。责任是义务不履行才承担的后果。所以，对失独群体来说，国家应该给予相应的保障。

　　4、新京报：你曾说“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是一种偶然结果。”但在很多人的眼中，如果没有计生政策，就不会有后来的失独，至少会大量减少失独。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看，计生政策和“失独”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建顺：在谈到义务和责任时，有一个前提，必须有必然或相当的因果关系才能归责。失独不是计生政策的必然结果，有人说是计生政策导致了失独，其实计生政策和孩子去世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一直强调，在国家救助上，应该对失独群体进行倾斜，为什么要倾斜？原因有二：一，二者虽然不是相当的因果关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二，从行政法法理上讲，“有权利的行使”或者“有侵害”就要有救济。

　　如果是公权力要求公民计划生育，那国家就应该有救济，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都是有补助措施的，从法理上讲都已经解决了，只是现实中这种补助随着社会的发展显得偏低。

　　现在出现失独情况，这就涉及“有侵害就有救济”。但是不是国家真正侵害了，是国家夺去了孩子的生命吗？这个还不能画等号。

　　虽然国家没有侵害，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国家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行政法上的“结果责任”的原则，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无关，只要有结果，国家就要承担责任。

　　父母不幸失去一个孩子，如果还有其他孩子，痛苦可能会弱一些，如果是独生孩子，痛苦会更强烈，因为没有“替补”，“没有替补”是政策导致的结果，而“失独”（孩子死亡本身）和政策无关，二者要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