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的10·28事件，到今年的昆明3·01事件，暴力恐怖犯罪给公众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破坏。就在上周，“东伊运”在网站发布视频支持昆明暴恐袭击，恐怖主义已然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3·01事件发生后，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侦破案件，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反恐理论与实战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认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化反恐战略顶层设计的又一重大步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反恐法的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会加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则认为，反恐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

　　理论圆桌

　　主讲下好反恐先手棋

　　3月1日晚，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不会想到，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会在身边骤然发生，这起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在4个多月前的2013年10月28日中午，天安门金水桥边，恐怖袭击毫无征兆地发生，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两起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案件。从新疆到北京，再到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不再只是地球那一边的“9·11”事件或几年前的新疆“7·5”事件，暴力恐怖犯罪可能离自己很近。

　　强化反恐刻不容缓

　　1990年3、4月间，“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阿克陶县发动“巴仁乡暴乱”，打出所谓“东土耳其(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招牌，以“圣战”的名义发起恐怖袭击。“巴仁乡暴乱”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恐怖分子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

　　“东突”恐怖势力以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为目的，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恐怖暴力活动。时至今日，“东突”恐怖势力仍是我国面临的最主要恐怖威胁。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

　　“东伊运”具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特征，从未停止对我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渗透和威胁。“东伊运”同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恐怖势力包括“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区动荡、复杂的局势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此外，我国公民每年出境经商、留学、旅游等近亿人次，随着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增加，海外公民、利益及重要能源通道极易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在国安委框架下形成一盘棋

　　在“巴仁乡暴乱”发生时，我国几乎没有成熟的反恐经验，没有成套的反恐法律，也没用可资利用的反恐战略。

　　面临复杂的反恐形势，我国采取了多方面的反恐措施。

　　一是健全反恐法律，为反恐提供法律依据。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法律没有对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作出明确定义，这直接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和对涉恐资产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合作。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在反恐立法上迈出了第一步，为反恐指明了方向。

　　二是构建反恐体系，为反恐提供机制保障。早在1982年，我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这是我国反恐力量的较早雏形。2004年，公安部成立反恐局。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武警、公安特警和军队为主的一线反恐力量，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反恐力量体系。去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反恐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化反恐战略顶层设计的又一重大步骤。

　　三是推进国际合作，为反恐营造有利环境。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国际公害。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进入快车道，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外合作反恐的成功典范。

　　昆明暴恐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我觉得，我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强化反恐工作：

　　一是尽快制定国家反恐怖法，对反恐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予以规范，为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是在国安委的框架下形成全国一盘棋，将军队、武警、公安、外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纳入一套防范、处置恐怖活动的完整体系，做到情报及时顺畅，反应快速果敢。

　　三是在坚持标本兼治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主动出击，在境内境外下好先手棋，将恐怖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在境外。(贾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