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１日电 在北京做装修工两年后，杨勇今年暑假第一次让妻子和女儿从河南老家来到他工作并居住的这个城市。大城市的繁华让他们感到新鲜，但也倍感疏离。

　　“如果能够租得起房子、孩子将来中高考不受限制，当然愿意全家来城市生活。但这离我们还太遥远。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有机会到城市生活。”杨勇说。

　　杨勇的愿望或许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遥远。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提出将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中国的城镇化绘制蓝图。

　　百姓眼中的城镇化是怎样的？他们期待怎样的新型城镇化？

　　“期待跨过户籍这道门槛”

　　贾向东１９岁到山西大同打工，在城市已经生活了１１年。由于工作出色，２００７年他所在的企业破例将他转为全员合同制员工。现在，贾向东月收入高达６０００多元，还在大同市买了房。但由于全家人户口还在大同天镇县农村，孩子将来上中学是否会因为农村户口受到影响，是他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从经济地位上，我和城市人的差距越来越小；在生活习惯上，我们一家已完全融入城市。新型城镇化，我期待更加公平的社会地位。”贾向东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说，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让更多的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进入城市，转化为市民，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具有标志性的进程。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达５２．６％，但真正的“人的城镇化”却只有３４％左右。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指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采取有序放开的方式，将避免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短期内面临巨大压力。未来探索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小城镇发展道路将是城镇化推进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方向。

　　张占斌强调，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是就业，靠行政命令无法解决人的流向，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产业发展为基础。

　　“期待享受同等的权利”

　　董妍来北京工作已经４年多了，已有８个月身孕的她，谈起怀孕以来的种种遭遇，不住叹息。

　　董妍和丈夫的户口分别在河北和山东老家。今年上半年，丈夫为了办理准生证，前后往河北跑了三趟，“办准生证要先去人才部门盖章，然后再去户口所在派出所的街道办事处办证。要盖到这个章需要很多材料，单位和街道的证明都相对好办，最难办的是男方户口所在地的‘三级证明’。我们找朋友托关系，还来回扯了好几次才开好。”她跟记者抱怨说。

　　说起城镇化，董妍的期待很具体：“城镇化是好事，但前提是各项公平、合理的配套政策得到制定和落实。希望城市将来不要再以户籍为享受城市权利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不是北京户口而享受不了‘一老一小’保险，将来不交借读费也可以上学，不用临近中高考再回老家备考。”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城镇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实质是拥有户籍的居民和外来人口权利的不平等。但基本公共服务不可能一下全部放开，这样会造成大中城市承载能力的不堪重负。”张占斌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意味着要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现在很多外来人口即使在城市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其家庭进入城市生活仍然面临很多障碍。各级政府应积极为外来人口及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提供越来越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让城镇化的含金量更高。

　　林家彬建议，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采取梯度赋权的方式，梳理轻重缓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首先放开最重要的一部分权利，并和城市承载能力达到平衡。比如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公租房平等申请等。未来随着城市能力的建设和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权利的完全平等化。

　　“期待更加宜居的城市”

　　在等待一年后，张晨以留学归国人员的身份拿到北京市户籍。看着来之不易的户口，张晨有些感慨。“高昂的生活成本、买车买房的种种约束政策、拥堵的交通、频发的雾霾，等待这一年中，我不止一次想过离开北京去个小城市生活。”张晨说。

　　董妍也有类似的烦恼。因为公司跟租住房之间没有地铁，怀孕的她每天要挤公交车上下班，来回路上要将近３个小时。

　　高不可攀的房价、拥堵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天气以及困扰城市的垃圾围城、混乱的地下管网，这些“城市病”正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上演，成为摆在新型城镇化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城镇规模的扩大。这既包括人的身份的城镇化，也包括更为适宜人们居住的城镇化。”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

　　许光建认为，现阶段“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一是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安全和社会治安隐患很大。应对城市病，不宜采取“堵”的思路，而应积极迎接城镇化浪潮，加快城镇规划和建设，努力为已经生活在城市和新进入城市的居民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

　　张占斌指出，既要把城市管理好，又要让城市有活力，这是城镇化发展对社会治理提出的重大挑战。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社会治理体系、投融资机制、市场化改革等方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

　　“社会在进步，１０年前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现在我也想象不出１０年后会有怎样的变化。但我相信，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们将来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公平正义的诉求。”贾向东说。（记者安蓓、高敬、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