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兴镇兴村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每个行政区、各级行政区都要扩张城市面积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需要研究如何重组和转移特大城市部分过度集中功能，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要摸清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在红线和底线基础上推进城镇化？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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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诫，折射出清醒和负责。告诫，也远不止这些。置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而解决这些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

　　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推动着千年古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变。“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但，当数亿人同时行进在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征途上时，城镇化远不是洞开城门、扩建新城、接纳“新人”那般简单。

　　在一个人多地少、城乡区域差异大、生态环境几近承载极限的条件之下，如果城镇化的方向不明、路子不正、措施不当，“必然会犯历史性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人”向哪里引？

　　尽管过去30多年，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但是，仍然有更多的农民等待着“进城”。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亿和3.9亿。

　　这意味着，在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将有与美国人口总和相当的庞大人群由农民变成城镇人口。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乡村-城市，几乎成了联通中国农民不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级台阶。跨过它，往往浸透着家庭的酸甜苦辣，也映照出这个伟大国度追逐“中国梦”的艰辛曲折。

　　遭到抨击的城乡二元社会，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打通城乡也不可一两天就能完成。然而，农民的“求变”，到了群体性集中释放的时期。农民要找到相对高、相对稳定的从业岗位，要完成身份嬗变，要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实现更幸福的生活追求，眼下的选择，似乎只有拼命涌向进入大中城市的“独木桥”。

　　于是，越大的城市，外来的人越多。京、沪、广、深的农民工数量极其庞大。

　　有消息说，整个北京市的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5人，跟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算高，但六成以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城六区”，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超过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每平方公里5400人)，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公里22000人。

　　人们为什么向往城市？人们在城市要得到什么？这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始终不该忘记的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堵不畅、空气污染加剧……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冲击着“新”“老”市民。农民工、“蚁族”、异地高考、住房限购……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大城市生活除了那些物化的“靓丽”之外，陡增的“成本太高、啥都不易”，考问着人的“幸福感”，大城市是否正在生成新的“二元社会”？

　　其实，还有一连串不容回避的问题凝结在这些表象背后：城镇化就是“放”农民进大城市吗？破除超大城市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特大城市有那么大的人口吸纳功能吗？倘若北京再多1000万人，会是啥样呢？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

　　“半城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如何才能不再进退失据？人们的确没什么理由泯灭农民的城市梦想，也没理由阻挡“农民进城”的洪流，可在引导“流”归何处上不能有些作为吗？

　　“城”在哪里建？

　　一个权威部门检索了12个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规划和相关新闻报道等，发现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在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一切发展的愿望，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相当一部分城市已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越现实。在许多地方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一般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目标，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标准，还有不少地方把“建设大都市”、“建设国际大都市”设定成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该有多少大城市、多少特大城市、多少超特大城市？

　　专家描述，一般来说，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周围该有1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周围应有10个十万人口的城镇。这样的格局，会更宜居，会构成良性互动。

　　这只是一种观点。但，提示了人们，各种规模的城市该有一个合理布局。同时，从这个角度还开辟了一个视角：如果能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进城”的乡村-城市的线性运动链条，构筑一个村-镇-城的网络化大平台，打通人口、资源、产业、服务的循环流动，有没有可能实现农民从“进大城市”单一选项的分流呢？

　　在这个网络化平台上，应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前景，应有能自我满足的收入水平，应有基本能满足个性要求的生活环境。

　　倘若如此，中国农民就可能改变乡村-城市的单一惯性流动轨迹，既可以选择入镇进城，也可以留居村落，乃至大城市居民，同样也可以逆向流动，自己选择在村庄惬意生活。

　　这个网络化平台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那就是发达的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理念：城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规模、大形态，也不是无节制地扩旧城、造新城，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包括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

　　对农民而言，其城市生活之梦，同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让自己得到更高收入、让医疗服务更有保障、让生活水准更有品质。如果在镇乃至村就能实现这些期盼，进入大中城市或许不一定会是所有农民的选项。

　　于国家发展层面看，城镇化要向城乡统筹和“四化”同步转变，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防止在城镇化急速推进阶段，出现人口、资源加剧向特大、大城市过度聚集而令“城市病”也加剧集中并发的趋势，为破解大城市无序扩张、资源和生态承载接近极限的困局找到切口，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

　　也许，这就是现阶段城镇化的一体两面，主体都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飞跃，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产业转型、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重配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释放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为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卸载”，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空间。

　　从今年夏天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踏访了中部小城望城。在这个刚由“县”改为“区”不久的地方，当外界尚激辩于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之际，这座距长沙市市中心大致20分钟车程的小城，却刻意要“与大城市保持距离”：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竞相斗艳；一面是“湘水神韵、都市田园”的魅力乡村扑面而来。

　　让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公共服务功能齐整的小镇群脱颖而出，让农民得以就近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望城的“刻意”就在于，要凭内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务功能，让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把过去几乎肯定流向省会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当地人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