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
8月14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引发的政治动荡终以“硬着陆”收场。军政府的“清场”行动酿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尼罗河惨案”,有着“城市之母”美誉的古城开罗成了尸首遍地的“人间炼狱”。事件说明,埃及民主化进程两年多一直在空转,埃及人民不仅无缘享受“民主的红利”,甚至连社会稳定和人身安全也成奢望。
埃及的“民主之殇”并非个案。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威权终结后,沿着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演进。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度迅速提高,而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动荡成为民主化的“衍生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这两种情形在当下埃及社会均存在,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力量,将宗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选举的赢家。上台后,穆兄会以意识形态挂帅,推行伊斯兰化议程,最终被军人赶下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60年后,土耳其发生4次军事政变,非洲国家的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更是司空见惯。
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亚选举多次引发仇杀。因民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埃及表现为教俗矛盾,在泰国表现为城乡对立。
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选举只是程序层面的民主。民主的要义不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协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对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穆尔西上台后,不断扩大权力。军方用民粹主义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军方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也没有穆兄会的位置。从“解放广场”到“阿达维亚广场”,抗议示威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革命”屡试不爽,使民众相信街头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选举的低投票率与示威游行高参与率,形成强烈反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两年多来,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斗争,使埃及经济几近崩溃,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当前埃及政治转型最紧要的目标是恢复治安。以包容的政治过渡进程弥合裂痕,实现和解,防止伊斯兰力量走向激进,将是埃及政治转型的唯一出路。
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不顾国家和社会实际情况,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会患上各种严重的“民主不适应症”,甚至走向反面。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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