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云南省政府最近邀请一群人来看自己怎么“割肉”。
在一些学者看来，由于长期“营养过剩”，政府胖了，而政府的肥胖导致中国慈善体制“不伦不类，人格分裂”。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这些年来，行政力量助推的“慈善风暴”席卷了许多地方，逼捐、派捐、以权谋捐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在，云南要对自己动刀子，割掉身上这块“肥肉”。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外界乐观地认为，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但也有学者表示，这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政府不退出，就为慈善风暴准备了土壤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变思维，要把老百姓看成可以自我管理、具有自治能力的人，而不是当动物来养。”当着这些官员的面，徐永光毫不客气地说，“把人当动物养的管理，如果让我打分，是零分以下”
为了割掉这块“肥肉”，今年4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民政厅带着相关人员，到北京请专家进行了3次“会诊”。
随行官员中，好几位都是厅局级干部。面对他们，专家们可一点也没留情面。“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变思维，要把老百姓看成可以自我管理、具有自治能力的人，而不是当动物来养。”当着这些官员的面，徐永光毫不客气地说，“把人当动物养的管理，如果让我打分，是零分以下！”
当时，北京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应该退出募捐市场，不直接参与募捐，各个社会组织募集到的善款也不由政府分配，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如果政府不退出，把企业家的捐赠搂走了，通过组织又把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捐赠给搂走了，养分都搞走了，民间公益组织怎么成长？这也为慈善风暴和慈善里的权钱交易准备了土壤。”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
不过，在云南省民政厅最初起草的文件里，“退出”的前面谨慎地加上了“逐步”两个字。一名专家看到这条内容批评说：“你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知道要‘逐步’到什么时候！”
7月18日文件正式对外公布时，“逐步”两个字消失了。
徐永光当时并不知道，那些在他听来都有些刺耳的话，被云南来的工作人员“不经过加工和删节，原汁原味”地整理给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3个月后，他们在昆明再次相聚时，云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才说：“我们当时冒了一点险，你们在北京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我们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
作为欠发达地区、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低于全国水平的西部省份，云南此次的改革让很多人感到吃惊。有媒体评价，它的力度甚至可能超过北京和广东。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性以及贫困问题，云南曾被称作社会组织的摇篮。
“云南的开放程度高，有条件做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不过，云南如今也遇到了其他地区一样面临的问题。云南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二处副处长杨武成告诉记者，云南一些社会组织存在政社不分的问题，一些研究会、学会就像“二政府”。到了县里，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募集的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的盘子里，用来修路。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杨武成注意到，地震捐款进了政府财政户头这件事，是对政府公信力和公众爱心的挫伤。而2012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不再指定个别或者少数公益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后，今年芦山地震中，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就冒出来了”。地震发生第一天，壹基金获得的捐款数额是红十字会的70多倍，当时媒体评价，官办社会组织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权力的让渡从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开始。”杨武成说。他记得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曾表示，要创造做好事做善事的氛围，给民间组织创造一个天地，不要让社会组织变成“养老爷”的地方。
杨武成谨慎地表示，他目前无法保证底下每个县都会严格按照规定去做，但至少地方官员“没有依据”再刮“慈善风暴”了。“最起码慈善组织不能再以政府名义募集资金，政府也不能发个红头文件，把红会和慈善总会的账号告诉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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