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6日凌晨，河南栾川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提着装有捐献者胡小现器官的冷藏箱走出手术室。张晓理 摄
2013年5月7日，南京，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的横幅前打电话。图/CFP
为避免以权钱获取器官，卫生部委托研究人员设计了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系统。
今年5月，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
已经几个月，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按照双方约定，以往，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
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
王海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
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高敏的活动能力很强。她的笔记本里，有各地医院的电话。在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且愿意捐献器官的，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然后获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
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
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不过高敏坦言，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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