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王书金在庭审现场

　　时隔六年，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案。

　　6月25日上午，邯郸市中院在一个可以容纳200人左右的审判庭内，公开审理王书金案。让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感到意外的是，检察机关当庭出示了部分证据，证明王书金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即聂树斌案)的嫌疑人。

　　尽管如此，这些来自聂树斌案卷中的证据，还是让律师觉得有所收获，“虽然暂时不能解开悬念，但至少从侧面了解更多聂树斌案的相关信息，不管谁是真凶，两起案件都离真相近了一步”朱爱民说。

　　庭审峰回路转，新证据能否刺穿历史迷雾？透过王书金案庭审前后的细节，还能告诉我们什么？

　　多次更换关押地点

　　从2007年4月起，王书金案便已进入二审状态，至今历时6年。今年3月，网络上传出消息，称王书金已被秘密执行死刑。为了求证事实，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曾于2013年4月3日前往王的羁押地、河北省广平县看守所，却未发现王书金下落。尽管4月2日，朱爱民得到案件主审法官刘志廷的保证：案件仍在审理阶段，王书金绝对不可能被执行死刑。但对于王书金处境究竟如何，朱爱民一度心中没底。

　　6月17日下午，朱爱民接到了刘志廷的电话。电话中，刘志廷表示王案即将再次开庭，时间暂定于6月下旬；另外，“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现在羁押在河北省磁县看守所。”

　　6月23日下午4点半，朱爱民与王的另一辩护律师彭思源一起，乘高铁从北京到达邯郸。但就在当晚，一直关注聂、王两案的资深媒体人在网上放出消息：在即将到来的庭审中，王书金可能全面翻供。

　　第二天一大早，两位律师打车直奔数十公里外的磁县看守所。

　　6年不见，王书金给朱爱民的第一感觉是胖了、白了，精神状态不错。朱爱民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坚持认罪，王书金说：“我坚持原来的上诉意见。”

　　在随后的交谈中，朱爱民得知，王书金早在2012年1月17日就从广平县看守所转移到顺平县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河北省一个联合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又将他押往石家庄郊区，在那里停留半月。王书金叫不上来那里的地名，却因为多年前曾在那里打工，所以有些印象。此后，他又转入河北省某看守所，停留四五个月。最终在2012年7月16日，来到目前所在的磁县看守所。

　　据朱爱民透露，王书金曾告诉他，在辗转羁押期间，有人告诉王书金，你的律师借着你出名了，现在人家早就不管你了，但王书金本人并未当真。

　　“王书金说，目前他在看守所生活挺好，住的是普通的9人间监号。想吃什么，可以向所长申请，基本都会得到满足，之前还吃过方便面。”朱爱民说，前一阵王被发现患有糖尿病后，一度到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才被转移回看守所。

　　朱爱民发现，庭审定于6月25日上午9点在邯郸中院进行，但直到6月24日上午，在看守所里的王书金仍没有得到消息。

　　庭辩细节

　　开庭当天，朱爱民、彭思源八点半左右就来到法院，在法庭门前，朱爱民对主审法官刘志廷说：我就希望一会开庭，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刘则回应：咱们配合一下，能把这个事情往前推。

　　9点整，案件准时开庭。朱爱民发现，旁听席上几乎坐满了人，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姐夫被安排在第8排，属于靠后的位置，而聂案受害人的父母当天并没出现在庭审现场。

　　当王书金再次出现时，身穿有领子的浅色小格短袖T恤、浅黄色马甲、黑色长裤。人们发现王书金与6年前相比明显胖了很多，头发短得几乎贴在头皮上，发际线也有所后移。

　　由于王书金案6年前上诉后由河北省高级法院二审，此次开庭地点虽在邯郸中院，法官仍旧来自河北高院、而检察官来自河北省检。

　　审判长对6年前上一次开庭时的审理活动进行了简单复述，在检方和辩护人均表示没有疑问后，庭审很快转入法庭调查环节，针对王书金的上诉理由，即西郊玉米地案展开。

　　王书金并没有改口，在陈述上诉理由时，他仍坚持所供述的石家庄玉米地案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由于王的口音很重，给法庭记录带来困难，最后由朱爱民代其陈述上诉理由。朱爱民强调，王书金的供述对聂案起到关键作用，且多年来实事求是、坚持认罪的态度，也应予以考虑。

　　然而，这些上诉理由却不被检方认可，检方在之后的庭审中表示西郊玉米地案并非王书金所为。

　　质证阶段，检方当庭出示了聂树斌案的法医鉴定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受害人家属报案笔录以及受害人丈夫的询问笔录，共四份新证。检方答辩认为，王书金上诉理由不成立。

　　检方的四点理由主要是：

　　第一，王的供述与西郊玉米地案受害人尸体的着装情况不符，且尸体颈部缠绕花上衣，王书金对此从未提及。第二，尸体全身未现骨折，王却称自己踩跺受害人胸部，致其死亡。第三，王所称的具体作案时间与实际不符。第四，王所称受害人身高与实际不符。

　　检方称，西郊玉米地案案发时，王书金在案发地附近打工，对周围环境比较熟悉。案发后，公安机关也曾找王了解情况，案件勘查时，也有人员围观。所以王对犯罪现场的部分情况有所了解，不足为奇。

　　朱爱民和彭思源对检方的证据及理由当场提出了疑问。彭思源介绍，在25日的庭审中，针对检方提到的身高问题，王书金最初回答“记不清了”。检方进而要求王书金描述二人的身高差距，王答“比我矮一点儿”。由此，检方得出结论，王的供述与两人20公分的实际身高差距不符。

　　“事实上，尸体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烂，法医鉴定报告也不一定与受害人生前的实际身高完全相符。”彭思源说。

　　对于特征明显的花上衣，张焕枝当天向媒体指出，1994年聂案侦查时，警方带到聂家辨认的花上衣为长袖，法庭上照片中的花上衣为短袖。虽然庭上投影并非彩色，但她依然可以辨认出前后两件衬衣花型款式不同。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聂案判决书中曾经写道，聂“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受害人颈部，致其窒息死亡”。而王书金2005年以来的供述中，对此从未提及。

　　庭审过后，朱爱民说，尽管检方提出王书金的供述有4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仍有3处二者相符的情况，包括：现场存在的自行车、钥匙两样物证，以及被害人身着一条蓝花连衣裙。

　　朱爱民说，除此以外，检方提供的新证据还存在几处形式瑕疵，比如现场勘验笔录中，有出场民警签字却没有公安机关公章，且缺少至关重要的现场方位图；法医鉴定中，两名法医人员在落款处，一为签字、一为盖章，且名章并非法医鉴定专用章。另外，包括花上衣照片在内，全部证据均为复印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上出现的证据，除明确列出的几项特殊情况外，均须提供原件，显然，这几种证据不在特殊情况之列。

　　正是因为对新证据的合法性及来源渠道提出质疑，合议庭的三名法官同意了辩护律师要求查阅相关案卷原件的要求，并宣布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