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9日，端午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合肥城改集团，一位办公室负责人悄悄把贴在单位电梯旁的一张纸撕下来。
这是一张房产信息的公示表，公示了城改集团六位领导的房改房、集资房和小产权房拥有情况。在单位公示了7个工作日后，这张公示表被撕下，递交给了合肥市清房办公室。
让党政干部主动在单位内公示房产信息的做法，此前在中国并不多见。在楼市飞速上涨的过去十年里，由于房地产沉淀了大宗财产，住房信息的公开相当于官员财产的半公开，因而官员的住房信息一直是高级机密。
2013年年初，各地更掀起过一股揭发“房姐”、“房叔”及“房媳”的风潮，一批拥有惊人数目住房的官员更触动了公众神经。此后，多地政府甚至严控用姓名查询他人房产信息。住建部曾计划在2013年6月底前实现500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但有媒体称，来自地方的阻力强大，进展并不顺利。
安徽省的清房行动因此以一种发起者始料未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2013年年初安徽发起针对全省党政干部的清房行动时，正值合肥“房叔”新闻发酵之时，空前的舆论压力令他们只能低调进行。
早在2013年2月底，一份详细的安徽省清房行动方案便已下发。清房范围并不仅限于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审判、检察、事业单位，政府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教育机关、民主党派在职领导也被纳入其中。
清房行动的一位负责人称，“我们只要求党政干部申报他们的公房、集资房、小产权房，而不必申报商品房，只要是正当所得，他们有多少套商品房我们都不管。”即使如此，上述负责人也承认，这场清房行动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宿松乱象
2013年年初，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原书记方广云作为“房地产大亨”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个中产阶级买一套公寓都不容易的城市，方广云被指控套取侵占了安置房136套，当地人甚至称其为“房叔”。
举报他的村民王可翠和方义虎向南方周末记者称，房叔的秘诀就是拿安置回扣和伪造多个假户口套取安置房。为了举报方广云，王可翠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楼道里面找水电费单子，看上面的名字，如果不是村里面的人，就记下来。4年下来，他们几个人为举报房叔花去八十多万元积蓄。
合肥房叔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以及他所代表的一部分基层党政干部的大胆妄为，都让公众震惊。但早在方广云案爆发的一年前，安庆市宿松县出现的党政干部违规自建大面积住房问题，是让安徽省领导下定决心在全省清房的直接原因。
据安徽省纪委一位人士透露，宿松县一些干部以各种方式违规占地建房的现象极为普遍，“最早只是一小部分干部在做，但没人监管，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就乱了，后来我们通过清房把当地情况摸熟了，查处了一些干部，并且希望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推广到全省。”
宿松县反腐人士贺建桥则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最早引起省委重视的，是关于宿松两位县委常委领导在龙门路上超标建房的举报——其中一位县委常委甚至在龙门路十字路口建起一栋7层的商住大楼，价值超千万，并以每年15万元的租金租给宿松园区的企业。省委领导当即组织一些老同志去宿松调查，老同志交回来的报告触目惊心，省委领导在震怒的同时，决定以宿松清房为突破口，在全省开展清房行动。
贺建桥称干部自建房之所以蔚然成风，与宿松土地管理混乱不无关系，“官员在城里盖私房都是先盖起来，再去跑手续”。
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些情况向宿松县负责清房的纪委书记甘长浩求证，他回复称“宿松违规建房问题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清理的，也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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