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该不该入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因检方未对其“性贿赂”情节提出指控，再度引发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事实上，自1996年修订《刑法》起，“性贿赂”该不该入刑的争议，至少持续了17年。
17年来，虽然官员权色交易案件屡发、高发，社会各界不断呼吁立法制裁“性贿赂”，但历经8次修订的《刑法》，一直未写入“性贿赂”。立法机关出于哪些方面考虑，未对“性贿赂”动用刑法“利器”？
对此，新京报专访知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
指控“性贿赂”存在法律障碍
表面来看，刘志军案等一系列官员权色交易案件，有一部分贿赂的内容是“性服务”。其中有三起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性服务”。其实质是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应该以受贿罪追究。
新京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虽然“性贿赂”情节很清晰，刘志军本人承认，他与丁羽心之间存在“性贿赂”、权色交易事实，但无论是案卷还是庭审，检方对此都没有提出指控。究其原因，是不是因为“性贿赂”还是现行《刑法》的空白点？
周光权：现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接受“性贿赂”构成受贿罪，因此，指控类似行为存在法律障碍。
当然，从应然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应该对权色交易在刑法立法上有所体现，才符合逻辑。因为权色交易的背后，就是权力出让、权力滥用，社会危害性极大。所以哪些原因、哪些条件导致了权力出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权色交易引发权力出让后，带来了哪些后果。只要后果对公众、对社会造成了损害，就应该严惩。
新京报：但是遵循“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如果追究刘志军的“性贿赂”情节，是不是找不到可以适用的条款和罪名？
周光权：我国《刑法》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种形式，并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财物之外的所有利益，都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受贿罪主要的不是经济犯罪，而是职务犯罪，其本质就是“出卖公权，获得私利”。表面来看，刘志军案等一系列官员权色交易案件，有一部分贿赂的内容是“性服务”，但实际上，从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其中有三起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性服务”，其实质是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因此，这种情形已经不属于通常所说的“性贿赂”，而是受贿人收受了财产性利益，应该以受贿罪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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