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4月16日电 不允许挪用的社保基金被拿去投资，导致亏损308万元无法收回；本该追究责任的公务人员逍遥法外，却有法官伪造判决书对“窟窿”资金进行“依法核销”。

　　这就是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的荒唐事。经举报，经手伪造判决书的县法院副院长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指示“想想办法”“口头同意”上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一干领导却相安无事。

　　这起事件背后，究竟是法官个人行为还是当事人集体行为？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政府明令禁止，官员明知故犯

　　记者调查发现，1996年以前，东源县社保基金总共借出600多万元，借款单位多数是与当地部门“沾亲带故”的企业等单位。

　　这些钱有的借给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下属企业，如县社保实业公司、县劳动局劳联公司分别借款30万元、49万元，之后这两公司法人代表不知去向；有的借给了“国字头”企业，如康泰制药厂借了50万元，河源松香厂、河源水泥厂分别借了10万元、88万多元；还有的被有关部门挤占挪用，如河源市劳动局挤占挪用17万元，县劳动局下属单位挤占挪用10万元。

　　相关会议纪要显示，借款企业纷纷亏损、破产或关停，东源县社保基金共有11笔308万元无法收回。作为一个欠发达农业县，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被人举报后，记者向时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负责人核实，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对社保基金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拿出部分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是政策允许的行为。”

　　然而，记者查询文件发现，早在1993年，劳动部发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定》要求：“各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不得经办放款业务，不得经商、办企业和购买各种股票，也不得为各经济活动作经济担保。”所谓的保值增值方式仅限于买国库券及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委托国家银行、国家信托投资公司放款。

　　可见，东源县相关部门挪用社保资金的行为，是违反上述国家规定的。按照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级领导授意，核销违规资金

　　鉴于社保资金挪用存在严重隐患，2001年，广东省政府下发《关于做好纠正回收违纪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于2002年底前完成清收工作，不得拖延。

　　但直到2010年，东源县仍未完成清收工作。于是，一些上级领导要求将“窟窿”资金以“超过诉讼时效”及“无法收回”为由进行核销，并将清理工作期限放宽到当年12月底。

　　作为清理成员单位代表，东源县法院副院长刘伟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被布置了一个“特别任务”——经过法院审理、判决，使挪用的社保基金具备依法核销的条件。会议纪要显示，时任县常务副县长、清理小组组长程晓华指示，如果能够依法核销，就不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当时我提出，时间不够，司法程序走不完。但上级领导让我‘想想办法’。”刘伟华说。有关负责人证实，前期工作流程结束、材料交到法院，已经到11月。

　　情急之下，刘伟华想到了“伪造判决书”。举报人向记者提供了五份“判决书”，案号分别为“(2010)东法民二初字”第93号至第97号。这些判决书显示，以东源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为原告，被告分别是东源县劳动局劳联公司、东源县社保实业公司等4家借款企业，诉请法院判决被告清偿欠款，总额130多万元。

　　东源县法院审判员刘伟华以5宗借款合同纠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不予受理、驳回起诉。

　　经调查，东源县法院当年立案案号止于“第90号”，上述判决书均无法查到。刘伟华也承认，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共伪造了8份判决书。

　　这样一来，那些被挤占挪用的社保基金，就成了“依法核销”的“烂账”，有关当事人也逃避了责任追究。外借的社保基金究竟是真亏损还是假亏损？有没有人渎职犯罪，有没有人中饱私囊，种种谜团一笔勾销。

　　不能遵纪守法，如何取信于民？

　　伪造判决书一事遭举报后，河源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已认定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并立案侦查。刘伟华涉嫌渎职侵权，已被取保候审。然而，由挪用社保基金引发的枉法裁判案，究竟是个人犯罪还是团伙作案？目前还没有定论。

　　刘伟华告诉记者：“我多次找过县领导，他们说，公家的事不会让个人承担责任。在假判决之前，我口头向法院院长汇报过，也得到口头同意。现在出了事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东源县政府对此回应说，县政府是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的，至于县法院是否存在违反程序裁定，市检察院正在立案调查。

　　专家指出，作为社保基金的“看管人”，有关部门理应遵纪守法，率先垂范，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弄虚作假，挪用甚至“偷漏”社保基金。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松林说：“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本该进行专项管理。而一些官员视法律为儿戏，先是违法挪用社保基金，之后又与法官‘合谋’销赃，将司法判决变成了牟利工具，严重践踏了法治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该案折射出，在一些行政干预之下，个别法官丧失了职业道德，对法律缺乏起码的敬畏。

　　朱征夫表示，作为法官，刘伟华不能以“领导指示”为由逃避自己的责任，是否构成渎职、枉法裁判，跟个人有无获利没有关系。

　　徐松林说，一些领导给下属布置“不可完成的任务”，可以置“遵纪守法”于不顾，对于这种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加强问责，予以严惩，以儆效尤。(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毛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