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是解决中国老龄时代化养老的唯一选项
南都：延迟退休确实是2012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会这么高？
郑秉文：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是统账结合，但是因为个人账户大多是空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是现收现付。现收现付制度的参数设计一定要合理，否则资产和债务的配置就会严重失衡，未来的隐性债务就会大于资产，失衡的情况严重的话，就需要财政干预。在很多欧洲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就是由于福利制度因素导致的。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几个参数都存在一定问题，大参数有三个：缴费率(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例)、替代率(退休时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以及赡养率(离退休人员占在职缴费人数的比例)。这三个参数是决定制度能否平衡的关键。
先说替代率，我们现在连续每年上调养老待遇水平10%，2013年已是第九年了。即使这样，替代率下降的速率还是挺快，赶不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所以这个参数是动不了的，不能人为下调，上调都来不及呢，而且现在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转变增长方式，怎么能做相反的事情呢？
再看缴费率，我们是28%，个人8%，单位20%，这个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行列了，估计在前十名。再加上五险、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的话，占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八十。对于企业竞争力，对于职工的消费能力，都是问题，上调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能够调整的就是赡养率了，而稀释赡养率的因素主要就是退休的时点问题。人的寿命延长了，退休年龄不延长，赡养率就提高，要稀释赡养率，就要让退休年龄和寿命预期挂起钩来。另外，现在我国的受教育年龄长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青年人平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大大推迟了；另外，服务业逐渐发达，劳动强度逐渐降低，很多工种都消失了，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计算机技术日益普及，对人类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就业多样化、远程化、家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非正规性的就业群体越来越大，这个群体并呈高智商化，要实现他们的理想和多赚钱，要更多地“收回”他们父母对他的“资本投入”，这是这些群体的一个工作特征。所有这些都为延迟退休创造了客观条件，提出了内在需求。
欧洲一些国家，规定67岁左右退休，目的就是维持一定的替代率不变。否则，就要降低替代率，或是提高缴费，或是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导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南都：对于延迟退休也有反对的声音。
郑秉文：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本来就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他们不用缴费，但养老金水平却高于企业一倍以上，如再让企业工人延迟退休年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上班挣不到钱，还不如退休有保障。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没有正经工作，完全靠自己的积蓄或拆借来缴纳保险费，他们眼巴巴就指望着早点退休拿退休金有个保障呢。对这些弱势群体，要善用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施以援救之手，要重视发挥其他福利制度的作用。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