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国内首次提出算起，2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话题在2012年继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表哥”、“房叔”们不停被舆论曝光，大学生接二连三申请官员工资公开，舆论和官方继续讨论条件时机是否成熟，而官员财产申报试点也继续在各地浮现。参加了11月30日中纪委座谈会的著名反腐败问题专家任建明最近系统阐述了他两三年前提出的“廉政特区”构想。这或许意味着决策层在“特区”问题上有所思考。

　　法治中国在路上

　　2012年的中国，大事件多，没有结果的大事件也多。诸多新闻事件的有头无尾，恰恰反映了中国复杂、发展的现实。

　　梳理一个“未结束的2012”，我们会发现，这些没有结果的新闻，所围绕的主线都离不开一个“法”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已形成，但在有法可依之后，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如果真正做到恪守宪法原则，这些新闻终究会有个结果。今年没有结束，是因为在路上。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赋予预防腐败利器的重责。这项1987年在国内首次提出的制度，历经25年时间，其引发的话题在2012年继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

　　今年最后一个月，广东省第一次将这一试点工作提到了省级层面。与此同时，两位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的反腐败问题专家不约而同地从中国30多年前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出发，提出了“特区”的构想，不免引发外界格外关注。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撰文提议，辟出若干县区试点“政改特区”，在“特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有条件地实施“特赦”。参加了11月30日中纪委座谈会的著名反腐败问题专家任建明最近系统阐述了他两三年前提出的“廉政特区”构想。

　　听过任建明“廉政特区”宣读报告的相关专家分析，这或许意味着决策层在“特区”问题上有所思考，值得关注。

　　财产公开已历25年

　　2012年，呼吁官员公示其家庭财产的社会情绪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今年一系列大学生申请官员工资公开的行动，无疑正是此种情绪的一种曲线释放。

　　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通过特快专递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要求申请公开53位部长(局长)在去年的全年工资总额及工资的各项具体金额。

　　40个中央部门回复了雷闯，但无一公开官员工资。大多数部门给出的理由是，该部门部长(局长)工资薪金方面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

　　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福建省交通厅长李德金、兰州市长袁占亭因戴“名表”而被网友“揪住”。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重庆工商大学学生杨璠、四川大学学生张孝欢随即跟进申请公开这些官员的收入情形。但这些学生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要么被回复不属于该单位信息公开范围，要么干脆埋头不理。

　　事实上，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历史已为时不短，自动议肇始至今已有25年时间。而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也不在官员财产的申报，而在于向社会大众公示。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研究是否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财产申报法》被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1995年4月20日，中办与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2010年6月，两办再次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中，均没有提及财产公开。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反腐专家林喆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目前已推行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因为欠缺审查机制，更没有问责，“官员在纸上填完了，组织部门密封起来，就锁到柜子里去了”。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已经连续7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给他的答复也只是从“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至于这一建议稿何时递交全国人大，《财产申报》法何时纳入立法规划则从未出现在答复的表述中。

　　全国已有27市县试点

　　学界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公示官员级别、公示范围、公示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等争议从未停止。自下而上、由各地自发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试点也仍在继续。

　　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我国已有27个市、县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但这些试点如星星之火，此起彼熄，最终都没能“燎原”，很多试点热闹一阵后就改弦更张，退步到原来的只申报不公开。

　　光是今年被媒体披露的试点地区，就有江苏淮安、南京江宁区、浙江磐安等多个地方。而舆论最为关注、也被寄予厚望者，是广东省在今年最后一个月提出的三地试点，重新燃起了民众对这一制度不久之后在全国推行的新希望。

　　广东最终被确定为试点的地区分别是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韶关始兴县三个县区。

　　反对者的“风险论”

　　今年11月30日，在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召集的8位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就有6位提及了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王岐山也在座谈会上表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据与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早报记者回忆，王岐山书记回应专家们的建议说，有信心搞，但也有很大的困难。王还举了遗产税的例子做类比，表示要推行这一制度具体问题还有很多，不会马上就出台政策。

　　这只是在官方举办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此一制度的一个实例。事实上，在整个2012年，每一次官员腐败案例曝光后的制度追问环节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归因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迟迟未能推行。

　　不但是法学家、反腐学者在这一年里对这一制度频频提出自己的主张，就连经济学家也参与到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中。

　　不过，就在举国热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当下，也偶有一些反对者的声音传出，尽管稍显微弱。

　　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长期从事反腐败研究工作的廉政问题专家直白地说，他是最早提出在中国推行这一制度的专家之一，不过他反对在目前的中国推行这一制度。

　　王明高说，多年前他就主张官员财产申报制，现在依然认为反腐一定要定要搞家庭财产申报，不然都是虚的，“但如果现在搞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短期内绝对不能搞这一制度。”

　　王明高认为，这一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推行，将遭遇不可预测的政治、经济、文化风险。

　　专家从特区体制找灵感

　　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争议过程中，“特赦”的主张总是如影随形。12月17日，中纪委直属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接受采访时表示，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李永忠称这种做法叫“有条件的部分赦免”。

　　不过，在“特赦”的全社会共识尚未形成之时，资深反腐专家任建明、李永忠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经济特区的体制创新上寻找灵感，呼吁通过设立“特区”来推动中国反腐败事业，只不过一个命名为“廉政特区”，一个唤作“政改特区”，都主张先行在“特区”范围内推行“特赦”政策，以化解腐败呆账。

　　任建明告诉早报记者：“可以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设立改革特区，授予进行特殊改革的权限，同时划出一个边界以隔离那些可能的阻力。经济特区就是这样创造的，‘廉政特区’也可以效法之，并取得成功。”

　　李永忠在其《设立“政改特区”迫在眉睫》的文章中称，设立“政改特区”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他主张，在“政改特区”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不少官员从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改革愿望，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如何变阻力为动力？”李永忠说，“可以借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特赦化解腐败的成功经验，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加大反腐的压力下，在规定的时限内，对全部退赃的公职人员实施有条件赦免。”“全国一共是2800个县(市、区)，拿出28个县来建政改特区，也才1%。一旦成功，就可以大批量拷贝。如此能控制风险，节约成本。”李永忠说。

　　任建明则主张在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市、区)三级政府中“选择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好的，尤其是城市地区，地方官员特别是领导班子有坚定决心和强烈意愿的几个地方作为‘廉政特区’”。

　　“‘廉政特区’试验就是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广阔的内地再造一个或几个新加坡或香港。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真的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任建明说。他认为，当代中国战胜腐败的可能性和机会还在，取得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还在，虽然这个机遇期或许只剩接下来的10年， 这意味着反腐败在10年内必须取得突破。

　　官员财产公开

　　27试点市县名单

　　地级行政区5个：

　　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市黔江区、重庆市江北区、宁夏银川市、江苏淮安市。

　　县级行政区22个：

　　浙江慈溪市、象山县、桐庐县、磐安县；湖南浏阳市、湘乡市；安徽庐江县、青阳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江苏宿迁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无锡北塘区，徐州贾汪区、镇江丹徒区、南京江宁区；辽宁锦州古塔区；湖北荆门掇刀区；广东佛山顺德区，韶关始兴县；四川高县等。

　　（记者 陈良飞 李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