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３·１５”，再话维权事。时代在进步，消费在发展，推动消费者维权工作与时俱进成为了人大代表的共识。
一张卡一套房一部手机 一位代表的三处维权“心病”
“说到维护消费者权益，我可是有三处‘心病’。”青海省西宁市回族中学副校长拜秀花代表说。
心病一：拜秀花告诉记者，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她颈椎不好，为了调理，在西宁市一家按摩中心办了一张按摩卡。无卡按摩一次30元，有卡就可以享受五折优惠。刚开始她觉得价格合理、按摩效果也挺好。谁曾想没按摩几次后，按摩中心老板换了人，原来的旧卡被“强制”作废，找了有关市场监管部门，最终也没个说法，卡上剩的钱打了水漂。
心病二：前年，拜秀花买到一处新房，满怀喜悦开始装修。然而，装修下来，心头却是五味杂陈。费了不少工夫，仍然落入了装修师傅与建材商的“双簧”陷阱不说，最让她不能理解的是，每到一处置办材料，卖家总会问她“是要好的、一般的、还是便宜的。”令她费解的是，那些便宜货往往质量不过关，而且买回来后出现质量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可它们怎么就能顺畅地进入市场呢？
心病三：旧手机坏了，换了一部新手机，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无论怎么摆弄，新手机听筒声音小得就像蚊子叫。拿着新手机，拜秀花找到了经销商，几经交涉，甚至找了工商部门也无济于事。经销商称，由于手机听筒传声功能没彻底丧失，不退不换。最终拜秀花只能把“哑巴”手机拿回了家。
“‘３·１５’活动开展了这么久，消费者维权工作年年喊，可是维权仍然‘难’。”拜秀花认为，消费者维权早已不是服务、质量“三包”的时代了，但消费者正当权益的维护水平还没有真正提高，消费者维权工作还没能跟上时代与社会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消费维权缺位 浙江“义工”应运而生
“在诸暨，一群消费维权‘义工’正在构造基层消费维权自治模式。”来自西施故里诸暨市的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代表说，为了普及消费知识，诸暨枫桥一位名叫陈幼权的老汉自费制作展板，将各类与农村群众息息相关的消费维权知识、法规编成漫画案例，送进村里，通过漫画展板的形式向村民们展示出来。“他打算做１００个案例出来，每个月走两三个村子，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人知道和掌握消费知识。”
而据了解，在浙江省，像陈幼权这样的消费维权“义工”已有３８００多人，由各市县（区）消保委发起组建，分别来自机关、高校、律师、媒体、退休职工等各个方面。
赵林中说，现在消费问题量大面广，消保部门的人手捉襟见肘。而且，部门维权与消费者的互动太少，消费者的信息、需求不能及时掌握。因此，社会化维权将是一个探索的方向。“‘义工’模式就可以有效发动消费者参与维权，因为‘义工’也是消费者，其对消费乱象的监督可以将消费维权的关口前移。”
“‘义工’队伍维权社会影响力一点不逊于消保部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告诉记者，奉化１１名义工揭露煤气行业盘剥消费者“潜规则”的事儿，他听说了很多次。“义工”自掏腰包购买１１瓶液化石油气，送市质监局检测，结果显示其中８瓶分量不足，且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此维权案件在奉化引起强烈反响。
傅企平说：“消费维权‘义工’组织不仅有利于增强民众消费意识、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可以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能够改善整个消费环境，对提升社会信任度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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