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记者：咱们河南是全国十个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这一年来此项改革进展情况如何？效果怎么样？

　　张立勇：河南是全国率先启动改革试点工作省份之一，原来人民陪审员存在广泛性不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没有代表性，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也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最高法院的要求。去年人民法院提出人民陪审员的倍增计划，我们提出了双倍增计划。

　　各试点法院人民陪审员从原来的780人增加到1970人，试点基层法院陪审员数量达到了法官员额数的10倍，目前，河南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人数和比例在全国法院最高。普通群众人数和占比的大幅度提高，使人民陪审员的来源更加广泛，代表性更强。

　　试点以来，人民陪审员的职业尊荣感和履职积极性显著增强，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案件质效得到有效提升。

　　我省兰考法院是试点法院之一，最近他们在审理张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时，就实行了“3+4、3+6”大陪审制，也就是六个陪审员参加审理该案，庭审后六名陪审员充分发挥了他们丰富的阅历经验和熟知社情民意的优势，在合议中一致认为该案不是交通肇事，而应定性为故意杀人，陪审员的意见最后被合议庭采纳，该案已经被提级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记者：为了解决“执行难”，狠打“老赖”，高院都有啥高招？

　　张立勇：老百姓有一种说法叫“法院白条”。这让我们即使判案是正确的，但得不到执行。现在通过联网的形式，对于拒不执行者，全国所有的银行，都马上显示他在哪个银行开户，对于查询起了很大作用。

　　对付老赖，我们限制他们乘飞机，高铁，限制住宾馆，出入境等。还有一个专治老赖的措施是，把5.2万老赖的赖账信息放到广场大屏幕等社会场合上进行展示，或者贴到住的居民楼和单位。

　　对于拒不执行、行为恶劣的，进行刑罚。去年对317人判处刑罚，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提出，我们要向执行难宣战，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记者：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是有温度的”。法律的“温度”和法律的“严谨”该怎么平衡？

　　张立勇：以“李三元”的案子来说，李三元先捅了老婆一刀，后来想把老婆送去医院，但害怕老婆又吵又闹，又捅了十几刀。为了灭口又杀了他的继女。李三元这就是故意杀人了。咱们就得判处他死刑。

　　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法官去看他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是无罪的，给他们提供帮助，这就是法律的严谨与温度。

　　记者：大家都说法官是高冷的，但也有称您为“司法男神”。您希望咱们的法官给大家展示什么样的形象？

　　张立勇：人民法官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要做的是“人民法官”。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理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真正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这次今年两高报告中专门表扬了河南法院帮助农民工讨薪的工作，希望全国推广。

　　前几年，我们还推广法官去到田间地头，让人民法官和人民坐在一条凳子上，坐在一个院子里，共同讨论研究怎么化解矛盾，尽管司法审判是很严肃的行为，但操作形式上可以活泼，坐在一个院子里大家来讨论，不赡养老人，就是他的不对。

　　法官和人民群众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为农民工讨薪，也是塑造法官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法官的形象。

　　记者：为农民工讨薪，河南法院已经开展了七次，是什么坚持着咱们一直走下去？

　　张立勇：最新数据显示：这七年来，河南法院已经为100451名农民兄弟追回了27.73亿余元劳动报酬。

　　我每次去给农民工兄弟发放工资款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工资带回去都交给老婆，给孩子买衣服，给老人看病用，不准乱花。以后有什么委屈了，就找法院，千万不要去爬大吊车，不要堵火车，这都是违法的。

　　我们给农民工兄弟送维权宝典，告诉他们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讨回自己的工资。

　　为农民工讨薪，一开始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作秀。但我认为，农民工兄弟为我们城市建设作出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连续七年为农民工讨薪，现在就没有人这么说了，也化解了一大批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这次两高报告中对河南农民工讨薪工作的肯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下决心继续坚持下去，为农民工讨薪，永远在路上。

　　记者：河南省高院一直在推出“改革”，在“改革”的路上，有没有很大压力？

　　张立勇：我们最推进错案责任追究终身制的时候也确实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我要说明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对法官终身追究，一种是故意办错案，比如收了一方当事人的好处作出偏向一方的判决。另一种是在审理案件中存在重大过失，导致错案的发生。比如，你把人家一个无辜的人关到监狱离去，你退休了、提拔了，就没有责任了吗？我们就提出责任终身制。

　　中央政法委特地到河南做调研后在全国推广。一开始我们肯定是遇到了一些压力，甚至引起网上的质疑。

　　但我认为，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中央要求，哪怕有些不完善的地方都没关系，但态度要坚决，步子要坚定。

　　记者：您提出“要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您也专门提出“用法治手段治理雾霾”，具体要怎么用“法治”？

　　张立勇：法律在治理雾霾问题上，现在力度不够。普遍存在着“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导致法律对守法的逆向引导，排污者宁可选择违法，承担较轻的法律责任，而不愿意遵守法律，承担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

　　如何加大力度？我认为应该借鉴醉驾入刑的方式。目前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雾霾问题已经不了，要用法制的思维和方法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用法治手段治理雾霾，重点在于用好刑罚手段，对污染者该判刑的一定要判刑，该重罚的一定要重罚，要借鉴治理酒驾经验——以前屡禁不止，动用刑罚以后就有了根本性改观，使雾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要严惩雾霾的制造者，让他们感到深度的疼痛，要罚到他倾家荡产。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