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会议还提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会议还提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鼓励买房,发展租赁市场
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表示,这次会议最大的进步在于提出了“鼓励买房,发展租赁市场”的行业管理思路。这是一个大的、彻底的转变,因为过去一直把“多买房”看做投资、投机活动,严厉打压,至少是不支持的。“不限制富人买房,借此拉动经济增长,也形成巨大的租赁市场,为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承租活动创造条件,也减轻政府保障压力”。我认为,要激发需求,必须清除中高收入阶层进入市场的障碍。对二、三套商品房的信贷约束和打压政策严重约束了他们入市,而首套置业者购买力通常很弱。中高端收入家庭不入市,首套置业者往往也没有信心。
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董藩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进步在于提出了“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此前中央政府想救房地产市场,态度上却又“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犹犹豫豫、遮遮掩掩”。我们认为,此前的一系列救市政策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主要与几个一线城市的市场导向作用有关。在全国市场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如果这几个一线城市交易量不明显甚至强烈恢复,就不可能带动二线城市、进而逐级带动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恢复。
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这次会议的第三个进步在于提出了住房制度的新方向: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并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董藩表示,一个完善的市场一定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买卖市场,一部分是租赁市场。在买卖市场是,中高收入人群自己买房子自己住,不需要政府救济和帮助。而在租赁市场上一定是这样——一边连着高收入人群,一边连着低收入人群;一边连着本地人,一边连着外地人;一边连着虽然收入不高但可能有点儿积累的普通中产家庭,另一边连着刚刚起步或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这些刚刚起步的人、这些外来的人口、这些低收入人群,他们买不起房子,租住这些富有者、当地人的房子,于是就产生一个巨大的租赁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推进,人口流动可以有序进行,整个社会劳动力、人才的流动,还有由此带动的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都才是最有效的。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这是修正了的新的说法,与以往倾向于帮助低收入人群买房的调控思路,在表述上至少是明显不同了。美国至今有38%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要租住私人住宅或者廉租房,西欧、中欧住房自有化率更低,大部分国家处于40%-60%的状态,而北欧的住房自有化率则进一步下降至20%-30%,这才是规律的体现。
关注到农民的商品住房政策
这次会议的第四个进步在于终于关注到了对农民的商品住房政策。多年来,购房按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公积金贷款等政策都与农民无关,确实很不公平。农民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边缘化。
当然,在看到这四大进步的同时,我还有个遗憾,“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不应该是寡头市场。中国的开发商已经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开发商,但生产的产品照样有问题。集中度提高意味着垄断性加强,定价权上升,对改善质量、提升购买者话语权不利。美国至今有十来万家开发商,大部分为中小型开发商。香港也有很多小开发商。他们的存在对买房者是有利的,所以,不必特意去推动开发商的并购、重组,市场自发行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