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缅怀者连引佳句、不吝赞美之词；批判者则讨伐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坏了一个时代的品位。但是无论褒贬，从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刷屏看来，汪国真无疑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

　　记者联系汪国真工作室，证实汪国真当日凌晨两时许去世，享年59岁。

　　2013年前后，诗人大卫和汪国真出差东北，当地诗歌爱好者找来十五本诗集，要汪签名。结果发现，这些诗集全是盗版书。汪国真哭笑不得，但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大卫最近一次得知汪国真的消息，却是他离世的噩耗。

　　十天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去医院看望汪国真，汪只能用点头的方式来回应问候。“他得了肝癌晚期，还有肺炎等多器官并发症。”一直游移在主流诗坛之外的诗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汪诗被质疑无生命力，却盗版横行

　　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正版发行量超过60万册。他的诗歌受到青年人的喜爱，被广为传抄，掀起了一股“汪国真旋风”，甚至打工群体也曾组织朗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成为响亮的“宣言”或赠语。

　　在大卫看来，汪国真填补了朦胧诗之后诗歌的一个空白，是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不过，亦有很多批评声音，认为他的诗“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并无长久生命力。

　　质疑没有阻挡汪国真诗歌的流行，不仅如此，盗版层出不穷，有时甚至把名字印成了“江同真”。“诗集被盗版，对诗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情。”大卫说。

　　汪国真认为，盗版是最好的奖牌。“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汪国真说。

　　未被主流诗坛接纳，多名评论家不予置评

　　1980年代中后期，汪国真尚未成名时，《诗刊》编辑朱先树和他交往颇多。“汪国真写的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我跟你说真话，诗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当回事儿。”朱先树说。汪国真请朱先树为自己写评论，朱没有动笔。

　　汪国真去世后，网络上就地分为多个“派别”：一派读过汪诗，以此怀念青春；一派进行批评，认为汪诗肤浅、是“心灵鸡汤”；还有一派，从未读过汪国真的诗，却展开激烈的讨伐。诗人王久辛认为，汪诗有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主流诗坛沉默以对。记者联系多位评论家，有的不接受采访，有的说“这没什么好谈的”，有的“学院派”诗评家干脆挂断记者电话。

　　诗人郁葱曾编发过汪国真的诗，他觉得，汪国真“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对情感的表达和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与主流诗坛有差异，他这些年的确游离于主流诗坛之外”。诗评家耿占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

　　评价与争议

　　李蝴蝶（诗人、剧作家）：

　　汪国真和泰戈尔有相通之处

　　汪国真是第一个把诗歌带给我的人，那是在90年代初期，我在读高中，抒情诗非常流行。其实汪国真的诗和泰戈尔的诗在精神旨要上有相通之处，都高超不到哪去，只表达一种大众层面的自我抒情。泰戈尔曾在自己国家也不受重视，被认为这种平民的抒情诗和国家命运没有关联。我并不是多么喜欢汪国真，而是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气氛后，原先充斥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中那种国家命运、精神伤痕和理想迷茫等主题都渐渐消失了，汪国真诗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看到了时代的潜流。

　　我不希望文学、诗歌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遥不可及，不希望一个人只有获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成为一个文学的圣人才能去写诗。诗歌和各种文学的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

　　　严彬（青年诗人）：

　　汪国真的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

　　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言式的诗，但他对我的诗歌写作基本没产生过影响。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歌，可能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十月》的某编辑曾说，我们现在很多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

　　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的、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汪的诗句“快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蒙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诗歌技艺上比较粗糙直白，但汪国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影响过那么多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

　　　欧阳江河（诗人）：

　　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

　　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

　　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