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杨卫泽，成为了2015年首位落马的副省级官员。
此前与其搭档的多名地方官员被查。在江苏官场里流传一句话：杨卫泽是副手克星。
1月4日晚19时4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杨卫泽是在江苏省委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带走的。来自江苏省纪检系统的高层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1月4日下午，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领导的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
“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前述人士称。
秘书、妻子被带走
随后，杨卫泽的秘书、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张志炎，以及杨卫泽的妻子、江苏省交通厅高级工程师蔡声佩亦被带走。最新的消息是，中纪委网站23日发布消息称，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无锡市委常委、无锡新区党工委书记许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许是杨卫泽主政无锡时的“第一爱将”。杨卫泽红颜知己余敏燕即在许刚麾下的无锡新区担任宣传部长。
在杨卫泽宣布被查的同一天，余敏燕也被江苏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带走。余敏燕被认为是杨卫泽的“红颜知己”，此前有媒体称余敏燕“出生于1983年”，长江商报记者掌握的信息显示，余1977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目前育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余敏燕在2011年底被任命为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由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杨卫泽亲自陪同出席干部交接会议。
接近余敏燕亲戚的人士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与余被一同带走的，还有她的父亲，其五岁的女儿被带走了几个小时去做了DNA检验。
颇为微妙的是，在出事前几天，余敏燕给女儿买了很多衣服。“已经足够十几岁时候穿了，现在看来，她大概是觉察到了，怕一旦出事，短时间内会出不来。”前述接近余亲戚人士称。
杨卫泽落马后，有媒体曾披露，杨卫泽与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之间“矛盾很深”。在季被双规后，季建业的岳父、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高德正便开始举报杨卫泽。
1月18日，长江商报记者探访了高德正退休后位于苏州市沧浪区凤凰街附近的住处，该住处铁门紧闭。
最年轻的厅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卫泽都被看做是江苏政界的“明星官员”。
现年52岁的杨卫泽1962年出生在南通市张芝山镇，其父祖籍常州市武进区，杨父年轻时，从武进来到南通，后在位于张芝山镇的通海地区医院(现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从事外科医生工作。
“当年很多人去那医院看病，就是冲着小杨医生和另一戴姓医生而去。”张芝山镇籍的一位长者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在老一辈人口中，仍习惯称杨父为“小杨医生”，由于医术高明、为人和蔼，杨父在小镇很受尊重，并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了该医院院长。除杨卫泽外，杨家还育有另一子。
与杨卫泽一样，其妻蔡声佩亦生活在张芝山镇，两人是中学同学——均毕业于位于张芝山镇的通海中学，蔡的父亲曾担任通海中学校长。
在老辈人眼中，杨卫泽是个务实、低调的人。2008年，恰逢通海中学1978届毕业生30周年同学会，杨和其妻回到南通参加了同学会，其时杨已身为江苏省委常委，但“并无什么架子”。
1978年，杨卫泽和蔡声佩中学毕业后，一同进入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现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大专毕业后的1981年8月，杨进入江苏省交通厅工作，成为规划计划处办事员。
五年后的1986年5月，杨卫泽迎来了到基层磨炼的机会——下乡挂职担任徐州市邳县(现邳州市)泇口乡乡长助理。其时杨年仅24岁。
“他和其他下来挂职锻炼的干部不太一样，很有干劲。”与杨卫泽在挂职期间曾有交集的一位人士说。
1988年4月，26岁的杨卫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几乎保持着每两年上一个台阶的晋升速度。
1990年11月，杨卫泽担任江苏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1993年1月，杨调任江苏省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部经理。一年后，调任江苏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处长。
1996年9月，杨卫泽担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1998年4月，杨卫泽正式成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其时仅36岁，是江苏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一方面，杨卫泽确实有能力，是个将才。另外他年轻、仪表堂堂，会说话会办事，比较受领导青睐，而且还是南通人，这些都是他被提拔的综合原因。”江苏政界一位观察人士向长江商报分析。
左手城建，右手文化
2000年12月，杨卫泽空降苏州出任市委副书记。一个月后，出任苏州市市长，时年39岁。
其时的苏州，正在迎接2004年6月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到来。由于杨卫泽交通系统出身，对城市规划、交通建设这一领域都很熟悉，借着世遗会的东风，杨开始在苏州大搞城市建设。
2003年，苏州的内环高架(南环)建成，东环高架和西环高架也在2004年6月建成。“当时杨卫泽下了死命令，必须在6月世遗会前完工。”苏州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长江商报。
对杨卫泽而言，2004年6月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杨卫泽被中组部选中，参加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人才培训班学习班。该学习班是由中组部牵头，由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三个月学习班——8月7日之前，在清华大学学习，8月19日至9月底，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从美国培训回来后，2004年11月，杨卫泽即出任无锡市委书记。到无锡后，杨即提出要修建环城高架和惠山隧道，把无锡过去“一体两翼”的城市规划拉扯成一座大城市的骨架。此后，无锡启动大规模城市化运动。
“看准的事情，往往会铁腕来推。”无锡城处处留下杨卫泽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杨旋风”波及了众多百姓的利益。
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之后又被默默接受，杨得到的大多是毁誉参半的评价。对他攻击最多的是“政绩工程”和“好大喜功”。
“无锡的大城市框架是在杨卫泽时代搭建好的，老实讲，很多规划还是很有超前意识的。”无锡市的一名官员如是评价。
除了城建，杨卫泽在无锡的执政思路与他在苏州时期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大打文化牌。
主政苏州期间，杨卫泽提出了旅游节的概念，并打造三古(古城、古镇、古村)一湖的旅游景点。调任无锡后，杨卫泽即主推吴文化节，在不少无锡人心目中，该文化节的成功之处，是把在此前学术界很有争议的吴文化发源地从苏州手中“抢到”了无锡。
在苏州期间，杨卫泽还主编了名为《文化遗产苏州古城》和《政府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来自苏州的报告》的两本书籍。在无锡执政期间，杨卫泽也主编了两本书集《和谐宜人新无锡丛书》和《无锡生态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杨氏“两重面孔”
在江苏官场，杨卫泽被视为“能吏”。他喜欢喝酒，喝酒只喝茅台，在不算下属的人面前，他甚至会给人发烟。
而在下属面前，杨则有着另一张面孔。其往主席台上一坐，面沉如铁，台下噤若寒蝉。一个饶有意思的细节是，过去无锡市官员开会，常用无锡话交流。杨卫泽主政后，就改说普通话了。
“他走路很快，喜欢问东问西，两边的陪同人员，嘴边歇不下来。”苏州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其时的杨卫泽说话已有明显的杨氏风格。
前述苏州人士称，杨卫泽在2003年曾带队考察太湖沿岸建设，太湖周边有很多私人别墅，杨即对时任太湖度假村管委会主任的黄戟质问，“沿太湖是要严格控制开发的，这些别墅是怎么造出来的？”
时任苏州市规划局局长谭颖也因类似问题被杨卫泽当场批评。苏州觅渡桥位于环古城风貌带上，杨卫泽在现场办公时发现有几幢楼，直接质问谭，“原来这里规划是绿地，这些(楼)是怎么冒出来的？”
杨的这种直率中带刺的表达，让其手下的官员在汇报工作时颇有压力。另一方面，杨氏强硬风格也带有明显的人治影子，2009年2月，无锡以整治市容环境为由，一夜之间大规模拆除遍布主城区的一千多个书报亭，这一铁腕手段曾让百姓颇有怨言。
2006年11月，江苏省委常委班子换届，杨卫泽开始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此时，杨卫泽才44岁。
政绩“遗产”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杨卫泽在无锡首创的“管办分离”管理模式，受到的阻力最大，承受的攻击也最多。
2005年，无锡成立了医院、学校、体育、公园、文艺等管理中心，开始对社会公益领域事业单位进行“管办分离”改革，这些管理中心分别从卫生局、教育局、园林局和文广新局等部门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共同隶属于市政府。
这一在当时被称为“破冰之举”的制度创新，其要旨是“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试图理顺政府、中心和事业单位的关系，让政府归位到应有的监管和服务上来。不过，“管办分离”在推行之初的反对意见甚大。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树立政绩，但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胆子大，有魄力。阻力大是因为把相关部门的利益剥夺了，他把反对意见压了下来。”无锡市一位官员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个性官员主导的政策很强势，也很脆弱。在杨卫泽离开无锡后，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
如果说“管办分离”是在行政改革上的手段，那么“530计划”则是杨卫泽试图从经济发展和人才引进中体现他的大思路，其影响亦遗留至今。
2006年4月，杨卫泽提出了一个引进海外领军创业人才的“530计划”，即5年内引进不少于30名领军型海外留学人才来无锡创业，由政府财政出资建各种科技孵化器。
2009年，无锡出台了扶持力度更大的“无锡千人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向创业者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工作场所，不少于100平方米住房公寓；根据项目情况提供不低于300万元的风投资金，不低于300万元的资金担保。
该计划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在实施前五年，无锡市政府的财政补贴达9亿多元。如今，“530计划”的问题亦开始显现，“比如在资格认定上的把关不严，导致很多海归人才，滥竽充数，一些人甚至从政策中攫取私利。”无锡宜兴市一位当地企业家告诉长江商报。
杨卫泽在无锡任期内的另一项政绩，则是光伏企业尚德的成功。
2008年，尚德因金融危机实施裁员、股价暴跌、资金链紧张，一度传出破产消息。杨卫泽亲自带着时任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拜访当地四大国有银行，有媒体曾披露“贷款30亿元”才渡过难关。
2009年12月22日，无锡新区管委会和尚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提出“共同推进以尚德公司为产业龙头的光伏产业集群，实现千亿产业规模”。
2011年，为了鼓励尚德继续扩张，无锡市新区甚至提出了“五年内再造一个尚德”的目标，为此专门为尚德再划拨了数百亩土地，要求尚德在规定时间内再造一个五万人的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在尚德集团红火之时，杨卫泽几乎每年都要出席尚德年会，杨不止一次在无锡市科技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大力推广尚德太阳能经验。
杨卫泽最后一次参加尚德的年会是在2011年。会上，他特别做了有关领导力的主题演讲，杨卫泽称，“领导力通常通过领导行为，以个人魅力的形式展现出来。一般呈现五个特点：重管控，更重愿景；重指标，更重信念；重个人，更重团队；重命令，更重授权；重权威，更重平等。”
施正荣曾公开感谢杨卫泽一直力挺他，在2010年年底在悉尼的一场演讲上，施正荣形容杨卫泽是他的“恩人”之一，并说杨卫泽可望“很快又要升”。
施正荣没说错，三个月后，杨卫泽成为南京市委书记。遗憾的是，尚德这个当年吹大的气泡在2013年年初不幸破裂。
最后的表演
2011年3月，杨卫泽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12年8月，杨卫泽连任十八大代表，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杨卫泽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171名候补委员中排名第68位。
主政南京后尚不满半月，杨就提出南京要在江苏全省争第一，对于那些习惯经济总量不如苏州和无锡的下属们，用“目瞪口呆”形容当时听到“争第一”的感受毫不为过。他一再向外界强调，“争第一”不是经济总量上的第一，而是用“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和“和谐稳定”三个词来形容他所要求的“争第一”内容。
2013年10月16日，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因涉嫌违纪被查。次日，杨卫泽即在南京生态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发言，直指雨污分流工程是“表面文章，劳民伤财”。杨卫泽的上述表态在日后被一些媒体解读为是与“季建业做切割 ”。
进入2013年下半年，中纪委的反腐逐步深入，其时的杨卫泽还保持着他惯有的风度。一位江苏资深媒体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2013年冬天，杨卫泽在南京某宾馆出席一个会议，其穿着大衣最后到了会场，即在主位坐下，然后头仰后，肩膀微微一抖。身边的秘书立刻将滑落的大衣接了过去，“很威风，也很有派头。”
进入2014年后，关于杨卫泽可能落马的揣测，已经流传了大半年，坊间议论纷纷，南京青奥会是他的救命稻草云云——2014年8月16日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是中国首次举办的青奥会，杨卫泽全力投入到青奥会的筹备当中，他提出了“大干一百天”的口号。
在苏州期间，杨卫泽在私下里曾有“老天帮我”这样的戏谑之语。“像搞一些重要活动，比如苏州每年一届的旅游节，开幕前几天一直在下雨，开幕当天雨就停了，然后开幕第二天又开始下雨了，所以杨卫泽有时候相信他的运气特别好。”苏州政界一位官员告诉长江商报。
在青奥会结束后的2014年9月13日，中央纪委公布：南京市委常委、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冯亚军成为南京青奥会后江苏省第一个落马的正厅级官员。
冯亚军是南通海门人，此前担任南京市河西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是河西新城的主要执行者，而总体投资预算高达983.5亿元的河西新城，是杨任期内的头等大事。
5天后的9月18日，南京市警方发布消息称，该市原六合区区委书记娄学全在家中自缢身亡。
娄学全2011年12月曾任南京长江第二大桥管理局局长、南京长江第三大桥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高级工程师；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娄死后，一首被认为是其遗作的诗在南京流传：
今日鸿门剑指谁？殷勤劝醉暗藏雷。江湖未有真情酒，为主酩酊却饮悲。满眼新荫难庇佑，一船旧友且相陪。桃源渡口人忽醒，由己之身弃秭归。
在娄学全死前一天晚间，杨卫泽通过《南京日报》的官方网站发表了题为“当官不易是当干部的应有之义”的文章，文中称“为官不易，当好官更不易”、“为官政声，最终由人民来评判”等，并落款这是发自他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的心得。
两名区委书记在一个月时间内，相继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南京官场反腐戏码逐渐被推向高潮。2014年12月26日，江苏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已依法对南京市溧水区原区委书记姜明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姜明是南通市海安人，与冯亚军和娄学全一样，姜明也是2011年6月后担任所在区区委书记，彼时杨卫泽履新南京市委书记才3个月。
1月1日，杨卫泽身穿运动装，手持发令枪，以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第33届元旦健身长跑活动。在长跑活动后，杨还登上明长城，学着伟人的口吻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是他落马前的最后演出。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树立政绩，但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胆子大，有魄力。阻力大是因为把相关部门的利益剥夺了，他把反对意见压了下来。”
——无锡市一位官员
（记者 牛处 慕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