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月9日起，由河南省纪委、中央电视台、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摄制的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黄金时段播出。即日起，本网同步刊发该片脚本，以飨广大网友。
1月11日晚，将播出第三集《清浊之辨》。这一集将通过屈原、文天祥、张养浩等君子贤臣的故事与影响，展示中国人如何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告诉人们辨别清浊、忠奸在清与浊、正与邪之间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片花】公元1727年1月，清王朝陕西、河南等地的官员们发现，在数千公里的黄河河段上，昔日浑浊的黄河水突然变得清澈见底。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在朝廷引起了震动，远在北京的雍正皇帝特意写文章感谢上天，并派人到河南焦作武陟县的嘉应观祭祀河神，在此立碑纪念。
几千年来，在黄河水变清这个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政治清明和太平盛世的向往。历史上，尽管不断泛滥的黄河水一次次给人们带来灾难，但是人们仍然用“海晏河清”，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
【解说】汨罗江，一条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河流。
每年端午，汨罗人都会用这种隆重的方式来纪念两千多年前的一位楚人——屈原。
南北朝梁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吴钧在他的《续齐谐记》这样写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也是目前我们找到的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这一说法的最早出处。
汨罗江和屈原，早已在历史的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使这里成为屈原最后的归宿。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大举进攻楚国，入侵的秦军一举攻占楚国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郢，这个几百年间称霸南方的大国从此一蹶不振。
此时的屈原，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已被放逐江南，郢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屈原耳中。当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希望的时候，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怀着绝望和悲愤的心情来到汨罗江边，抱石投江自尽。
相传，屈原在流放途中，在江边偶然遇到了一位渔夫，于是他们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渔父：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
屈原：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
屈原：“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尚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
于是，屈原怀着这样的信念投进汨罗江。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一个走向腐败和灭亡的政权作出了最后的抗争。在清浊之间，屈原用生命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尽管屈原所效忠的楚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屈原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却被一代代中国人所铭记，他的高贵人格和道德信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座丰碑，直到今天还在照亮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千百年来，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拷问着后人，那就是在清浊是非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
与汨罗江一年一次的祭祀屈原不同，在广东新会三江镇新江村，每到傍晚，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喜欢拿起乐器，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赶到村中的赵氏祠堂，大家坐在一起，弹几首乐曲，缓解一天的疲劳。
他们弹的乐曲名叫《崖山哀》，描写南宋王朝灭亡时的一段悲壮历史。曲调清幽哀怨，如泣如诉。
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时期，这里还是珠江入海口伶仃洋的一部分。
公元1279年，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和元朝水师在离这里不远的崖山海面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黄昏时分，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让妻子跳海自尽，然后背上幼帝昺“蹈海殉国”，演绎了惊心动魄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一幕。
接着，杨太后及随从官员、宫人纷纷投海而死，据《宋史》记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而南宋的历史也因此在新会画上了句号。
在南宋生死存亡的最后阶段，一位清廉而有操守的官员面对危局挺身而出，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一座丰碑。
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在南宋王朝濒临覆亡的时刻，担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财，起兵勤王。此时，南宋的覆亡已经难以挽回。明知不可而为之，文天祥成为悲剧英雄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就在文天祥起兵勤王的时候，把持朝政十多年的权臣贾似道在人们的唾骂声中，被罢官流放。
公元126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时任右丞相的权臣贾似道束手无策，竟然向朝廷封锁了这个消息。以至于在襄阳被围困多年后，皇帝和大臣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在元军向南宋加紧进攻的时候，边关的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但是贾似道仍然沉湎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和宫人娼尼美色之中,以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这位喜爱蟋蟀的南宋末代权臣聚敛了大量古玩字画和奇珍异宝，他还曾专门写了《促织经》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
【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王杰：
贾似道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满朝哗然，举国震惊，当时纷纷的要求就是要杀掉贾似道，以谢天下。那么朝廷无奈只得把贾似道贬到现在的广东这一带。
【解说】公元1275年9月，贾似道在流放途中被押解他的官员杀死。这位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贪腐和生活奢侈而被记入正史的贪官，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
公元1278年12月，文天祥兵败被俘。当押送他的船只经过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时，元军首领张弘范逼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陆秀夫，于是文天祥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七言律诗《过零丁洋》，表明自己的心迹。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百年来，文天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王杰：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这么一种精神，和他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无畏、大丈夫气概，成为历朝史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面对外敌的入侵、能够做到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所以他这种民族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解说】在历史的天空中，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苦难、牺牲和奋斗，展示着坚贞不屈的道德持守和清浊分明的立身之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校正着是非清浊的定海神针，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屈原和文天祥、林则徐是“君子”的代表，而陷害屈原的权臣和像贾似道一样的贪官则被视为“小人”。正是这些“小人”，使危难中的朝政更加腐败混乱，从而加速了这个国家的灭亡。中华文化对个体道德的清浊之辨，集中体现在对“君子”和“小人”的褒扬和鞭笞上。
【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王杰：
那么君子和小人之分，在孔子以前，主要他区分的标准是社会的地位。那么到了孔子时代，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主要就是道德标准。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姜鹏：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论语里仁篇》的一句名言。什么叫义，义者天理之所宜，什么是利，利者，人情之所欲。
【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王杰：
君子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以道德、以道义为先。而小人他往往做事情看到的是利益。
【片花】
南阳市卧龙岗，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在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武侯祠中，21块石碑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走廊，它们完整地镌刻下了诸葛亮的传世之作前后《出师表》。
在这篇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文章中，诸葛亮用“贤臣”和“小人”这两个概念，对西汉和东汉四百多年兴衰沉浮的历史规律作了一番总结。
【采访】王子今：
贤臣一定是有利于这个政权健康的生存，这样的人，小人一定是危害这个社会，危害这个政权的人。
【采访】卜宪群：
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是要告诫刘禅，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关系到王朝的兴亡这样一件大事。
【解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在诸葛亮看来，选择贤臣还是选择小人，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作为东汉末年乱世和衰亡的亲历者，诸葛亮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人们忘记。
西汉初期，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国家满目疮痍，汉高祖刘邦乘坐马车出行的时候，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而他手下的大臣和将军只能坐牛车。
面对这个国家一片残破的景象，开国皇帝的刘邦和他后面的几位继承者，任用萧何、曹参、周勃等贤明的大臣治理国家。他们吸取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尽快恢复生产。西汉立国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群贤毕至，政治清廉的崭新气象。
刘邦之后的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以勤俭从政而被后人传颂。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准备修建一座露台。然而在动工之前，汉文帝却决定停止这一工程。因为，经过工匠计算，整个工程造价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家产的总和。
【采访】卜宪群：
因为在古人的思想当中认为天上的露水有长生不老的这样一个作用。汉文帝当然他是一个皇帝，他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但是后来他找人算了一个账，说建这个露台需要百金，需要百金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在西汉大概相当于中产以上的十家人家的财产。那么汉文帝一听，太贵了，那就算了吧，我就放弃了。
【解说】诸葛亮曾经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西汉建立之初，皇帝崇尚节俭，宁静澹泊，选贤用能，践君子之行，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承平既久，百姓安居乐业，人们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就这样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盛世辉煌，中华文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西汉王朝之后的东汉，也延续了西汉的辉煌。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整个国家却走上了衰亡的不归之路。那么，历史上的东汉，最终是如何败亡的呢？
公元185年2月的一天，东汉王朝首都洛阳的皇宫突然发生火灾。大火过后，皇宫成为一片废墟。此时，帝国境内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早已崩溃的财政预算，汉灵帝怎样才能筹集到巨额资金重修宫殿呢？
这时，皇帝最为宠信的几个宦官提出了一个建议，全国田赋每亩增加十钱，除此之外，各级官员在升官上任之前，也要先向朝廷交一笔钱，用来修建宫殿。汉灵帝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帝国官员在上任之前，一律要向皇帝先交一笔钱。
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根据皇帝的命令，司马直上任前要向朝廷交一笔钱。这位因为清廉而享有声誉的官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后汉书》记载，司马直接到任命诏书以后，不愿意靠剥削百姓去缴纳买官钱，但又不能不去上任。于是，在赴任途中，司马直服毒自杀。
《后汉书》说，当时有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汉灵帝也暂时停止了“修宫捐”的征收。不过，此时的东汉朝廷，在宦官和外戚交替掌权的恶性循环中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清官廉吏和有操守的人不断被淘汰出局。到司马直自杀的时候，东汉已经进入死亡的倒计时。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在外戚和宦官的最后一次争斗中，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大动乱时代。在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中，无数的百姓在战乱中死去，“十室九空”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人命运的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经历了四个多世纪，这种分裂和战乱才宣告终结。那些开创盛世的明君贤臣，长久地受到了人们的赞誉，成为后世政治家们效仿的楷模。而那些导致国家衰亡、揭开乱世序幕的亡国之君和贪官污吏，则被后世的史官记入史书，接受历史的审判。
【片花】公元1329年，一场大旱降临陕西关中平原。灾情传来，元文宗下诏任命隐居多年的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济灾民。张养浩隐居八年间，朝廷六下诏书封官，然而这位以清廉正直闻名的官员均不为所动。而这次，已年近六旬的张养浩接到诏书后，旋即“散其家之所有”，星夜奔赴陕西。
【采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元史研究会会长 李治安：
张养浩这个人是元朝中期比较有名的一个，也是比较廉洁刚直的一个北方的士大夫。
【采访】杨建祥：
他19岁开始做官，他做过县尹，做过监察御史，也做过吏部尚书等职。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姜鹏：
他59岁那年，陕西发生大旱灾，这个时候张养浩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是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生命。
【解说】张养浩到陕西就任之后，目睹了饿殍遍地、饥民人相食的悲惨景象。于是，他竭尽全力去赈灾济民，最终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据《元史》记载，张养浩去世之后，关中的老百姓异常悲哀，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
在清浊之间，张养浩恪守着为官做人的本分。在清廉与贪腐之间，张养浩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那个腐败成风的时代，张养浩成为难得一见的清官楷模载入史册，被后人长久地铭记。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为官者在清浊之间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一生清廉为官的张养浩，还为人们留下了一部著作《为政忠告》，告诫后世的官员们要为政以廉，勤政爱民。在张养浩看来，一个朝代惟有吏治清廉，官员体恤百姓、忠于职守，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为政忠告》后来被多次印刷，成为为官者为政修德的教材。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姜鹏：
《为政忠告》它分三个部分。所以也叫三世忠告。《为政忠告》它第一个部分叫《牧民忠告》，就是说你做地方官你应该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叫《风宪忠告》，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的这个位置赋予你的职责是什么，你就应该勇于的要去承担。还有一个就是《庙堂忠告》，就在庙堂上面，你直接面对皇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宋代的时候范仲淹讲过一个名句，就是你当官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就是你私罪，你品德上的事情，为了自己去贪污一下挪用公款，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做，私罪不能有，但是公罪不可无，就是你要有担当，你要敢得罪人，这是庙堂忠告。
【解说】一生遵循儒家学说、为官清廉正直的张养浩，始终言行一致。在《为政忠告》中，张养浩自己的从政经历出发，告诫官员们要勤政爱民、廉洁公正。张养浩认为，对官员来说“自律”、“修身”是第一等重要的大事。张养浩说，忠以事上，正以处事，廉以律身，勤以率百僚，这是最好的为政之道。
位于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每天这里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衙署二堂前挂着的这块匾，给许多前来参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块匾上的文字，就是第14任直隶总督孙嘉淦写的“居官八约”。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他告诫为官者要做到：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兴利除弊；说话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保持清正廉明。
短短的42个字,孙嘉淦却概括了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
孙嘉淦家境贫寒，一生正直清廉，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在宦海的风风雨雨中，孙嘉淦始终保持着敢言直谏的优秀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几千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屈原、文天祥、张养浩、孙嘉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沉浮，告诉人们什么是清，什么是浊。在清与浊、正与邪之间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拷问着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员，也摆在了无数市井百姓们的面前。
在江苏省苏州市繁华的闹市区，有这样一方幽静的空间，这里埋葬着五位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普通百姓，它记录了三百多年前数万苏州市民一次震动全国的抗争。他们的对手，是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明朝最为黑暗、贪腐和残暴的阉党集团。
【采访】毛佩琦：
明朝天启年间，朝政由宦官魏忠贤掌握，魏忠贤不遵法纪，在地方上袒护了很多黑恶势力。周顺昌在苏州担任知府，这时候和这些黑恶势力过不去，这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就弹劾周顺昌。皇帝偏听偏信，就派人到苏州去捉拿周顺昌。周顺昌是一方的清官，他是为了百姓而得罪了这些黑暗势力，所以当锦衣卫的缇骑前往苏州去捉周顺昌的时候，激起了当地市民的激烈反抗，为首者是谁呢？严佩伟，当时闹事的很多，闹事的很多，朝廷要平息这个事端，怎么办？严佩伟等五人，说我们挑的头，我们主动承担责任。
【解说】事后，参与这场抗议运动的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被官府处死。
于是，当地人将他们合葬在苏州虎丘的旁边，这就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五人之墓”。
明代文学家张溥特意为他们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五人墓碑记》。
张溥《五人墓碑记》中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要“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文章告诉人们，生死的意义很重大，即使是一个普通百姓对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
苏州城里这方饱经沧桑的墓地，就这样成为中国人与腐败和邪恶抗争的见证，五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也因此受到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敬仰。
正义可以迟到，却不会缺席。不到一年，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就被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一举清除，走投无路的魏忠贤，在流放途中上吊身亡。随着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覆灭，冤死的苏州市民和那些遭到陷害的正直官员也全部得到平反。
公元1695年，一代大儒顾炎武的遗著《日知录》在福州被刊印成书。在这部书里，顾炎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将它概括为一个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奋斗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也许，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