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房叔"案一审获刑20年:被撤职仍在位6年
人民网合肥12月27日电 12月26日，合肥“房叔”方广云一案一审宣判，因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其被判有期徒刑20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历经两年多时间，合肥“房叔”窝案正徐徐落幕，在方广云之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9人牵涉该案并先后获刑，其中既有拆迁办工作人员、户籍民警，也有社居委干部。
回顾方广云的违法犯罪行为，十余年间，通过违法卖地、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方广云让其和家人以及同伙受益匪浅。如果不是几位村民“豁出性命”举报，他们的罪行不知何时才能浮出水面。
方广云的“小官巨腐”令人震惊，其编织的基层贪腐网络让人侧目。面对该案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人们不禁要问：村官手中的权到底是小还是大？“房叔”们是怎样炼成的？
撤不掉的“村官”：被撤职却仍在位6年
2012年12月27日，人民网安徽频道曝出方广云非法谋取拆迁安置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在调查中，本网获悉，方广云早在2005年就被撤职，但却一直在站北社居委书记的位置上呆到2011年。
合肥市纪委2013年1月8日通报的信息显示，2005年11月22日，合肥市瑶海区纪委就下发了《关于撤销方广云党内职务的决定》。
方广云被撤职的原因，是时任瑶海工业园站北社居委党支部书记的他，从2003年5月到2004年9月，未经批准就将本社区农民集体土地118.4亩对外出租建厂。
纪委下了撤职决定，但奇怪的是，方广云仍稳稳坐在社居委书记的位置上，一直到2011年安然卸任。
对于纪委的决定为何无人执行，2013年1月在媒体采访中，站北社居委一干部说：“地方政府让社区招商引资并摊派任务，后期国家部委在检查中发现违法用地，地方政府就给个处理意见应付检查，根本不会实施。”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干部当年曾跟方广云一起被撤职。2011年方广云卸任，他又接任站北社居委党支部书记。
一纸决定如若无物，也就是从2005年起，方广云开始围绕拆迁安置大肆谋利，疯狂敛财。
打通关节：借民警十万元，当面撕毁欠条
在拆迁安置上做手脚，增加拆迁地的户籍人数是捷径，但方广云自己无法做到，而原磨店派出所户籍民警詹卫东，则帮其打通了违法犯罪的关键一环。
1996年，38岁的方广云开始担任社居委书记，熟悉当地各方关系，这其中就包括詹卫东。而后期，詹卫东向方广云借了10万元钱，更加深了两人的交情。
2014年3月4日，詹卫东在受审时，提到他跟方广云的那次金钱交往。10万块钱不是小数目，詹卫东碰到方广云会特意表示感谢，但方广云对此并未多说，反而告诉他一条“生财之道”：搞户口骗取安置房。詹卫东同意了方广云的建议，两人开始合伙大肆借此谋利。
后来，方广云到派出所当着詹卫东的面撕掉了10万元欠条。詹卫东回忆，方广云撕欠条时不太高兴。因为方广云此举，是在原瑶海工业园拆迁办副主任范正东的过问下做出的。范正东是另一个找詹卫东打开户籍管理口子的人，在拆迁工作中是方广云的“上级”。
对于户口迁移，我国有一系列法律规定进行管理，但在方广云等人面前形同虚设。据统计，詹卫东先后违规办理户口40多个，导致公共财产损失240多万，这其中大部分是与方广云合谋所为。
方广云案曝光后，詹卫东也被牵出。2014年7月8日，詹卫东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1月份，詹卫东的上诉请求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了一审判决。
上下串通：拆迁办副主任代人向“房叔”行贿
户口解决了，那这些落户在拆迁区域的“新居民”怎么才能通过拆迁安置审核？这个问题对于方广云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负责审核的人，正是他自己。
当年站北社居委拆迁，方广云是协助原合肥市瑶海工业园区管委会进行拆迁安置工作，就负责对辖区部分村民组的拆迁安置对象资格认定、安置费审核。
而即使继续向上走审核程序，那些“新居民”一样能顺利通过，因为方广云“上头有人”。原瑶海区工业园管委会拆迁办副主任范正东，具体负责拆迁房屋的丈量登记。他能让方广云撕掉一张十万元的欠条，足以说明两人关系之深。
而在拆迁安置审核中，两人也是一唱一和，互相配合。其中，范正东还数次请方广云为无拆迁安置资格的人出具虚假安置证明。
而原瑶海工业园区拆迁办另一位副主任蔡军（已判刑），为了让他人顺利骗取拆迁安置资格，自己当中间人向方广云转交4万元行贿款，也足见方广云当时的风光。
这种上下串通的疯狂贪腐行为，不仅让方广云自家获益，也让他人得到好处，而最终也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12月26日，法院审理查明，方广云单独或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贪污价值324万余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685万余元。
基层贪腐网络触目惊心：20人先后获刑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方广云、詹卫东、范正东被称为贪腐“铁三角”，办假户口、审核、批准一条龙。在非法骗取拆迁安置房及补助，以及借此谋利等方面得心应手。
随着对方广云的宣判，“铁三角”如今已全部获刑。而在方广云之前，司法部门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合肥“房叔”一案牵出的系列案件已判决10件19人。
在这19人中，既有拆迁办工作人员、户籍民警，也有社居委干部，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大多与方广云存在共犯关系和牵连关系。
加上方广云在内，不少获刑的人都是在基层工作，而他们编织的腐败网络，让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坚持举报方广云的，都是与其矛盾积累过深。
举报方广云的王可翠就是如此，其老伴从医多年，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家里1000多平米的医疗室拆迁却没有得到一套安置房。而更让王可翠气愤的是，站北社居委计生主任张世凤（已判刑）违建的房子都已分到房子，她却仍然没有。
有媒体报道，方广云曾放话“宁可花200万铺路，也不给王可翠一平方”，将王可翠当场气晕，差点没命。
最终，2011年，王可翠与另外两名村民结成“同盟”，并下定决心，即使“倾家荡产、豁出性命”也要去举报。
2011年6月，获悉中央巡视组来到安徽，王可翠等人向中央巡视组递交举报方广云的材料。
2012年5月26日，合肥市成立“5.26”专案组对方广云违纪违法问题展开调查。
2012年8月10日，方广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新站区纪工委立案调查。
2012年9月12日，方广云被移送瑶海区检察院立案侦查。
2014年9月29日，方广云一案几经周折后，在庐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小官巨腐”折射制度漏洞
“村官虽小，但跟老百姓的利益有直接关系，他们的贪腐，对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损害很直接，也会更加恶劣。”12月26日下午，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云飞在接受人民网安徽频道采访时说。
2011年，安徽省纪委曾就“村官”腐败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发现近年来，每年涉及农村基层干部的新立案件数量占当年立案总数的比例逐年上升。
王云飞认为，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周边的农村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就出现了很大的利润空间。
“村官虽小，但其掌握的资源却极其丰富，但对其权力的约束却很软弱。”王云飞曾对农村问题进行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对村官监管乏力，而村民也无法对村官形成约束。
而像方广云这样，与上级政府以及部分村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彻底让其权力处于失控状态。
“这就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也说明制度上存在漏洞。”王云飞说。（常国水 韩震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