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发动野蛮侵略战争的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中国还直接间接参加了东南亚、欧洲、太平洋、北非等重大战役,以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滇缅作战,13万中国远征军埋骨异乡
日本于1940年9月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同时中国南方所有的国际援华通道,特别是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缅甸英军迫切期待中国方面协助其维护滇缅公路,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也期待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以减轻其压力。当时,中国与日本侵略军的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从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的全局考虑,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出兵缅甸,开启了二战期间著名的滇缅作战。
1942年3月,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率军10万,开进缅甸,协防英军。3月8日,中国远征军先遣部队第二〇〇师,接替已经放弃仰光、退守同古的英军,与日军展开顽强战斗,歼敌4000多人,给日军以迎头痛击。4月,日军进攻缅西重镇、油田基地仁安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所部一一三团驰援仁安羌,以少胜多,英勇作战,不仅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日军,而且从重围中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在内的7000余名英军,以及500多名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这一被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的战役不仅为英军在东南亚保留了有生力量,而且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孙立人也因此被艾森豪威尔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并获得英王乔治六世授予的“帝国司令勋章”。但是,由于中英战略利益的差异和英美“先欧后亚”方针的影响,中国军队的这一次出征遭受了巨大挫折,10万余将士仅返回4万余人,为支援盟国其他战场作出了极大牺牲。
1942年下半年,中美英三国商定,以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为基础,从中国内地空运5万人到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成立中国驻印军。1943年春,为适应战争需要,中美各两个工兵团在作战部队掩护下开始修建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这是缅北反攻战的第一步。公路修到哪里,战斗就打到哪里。中印公路路线虽不长,但途经13座布满密林的高峰、纵横交错的河流以及多处急湾、陡坡,路上泥深没膝。驻印官兵在“打回祖国去”的坚定信念鼓舞下,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1944年初公路通车至新平洋。
1943年4月,退入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及其后续部队,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同年11月,国民政府下达《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及训令》,随时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缅甸。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奉命从印度利多向缅北日军发起攻击,美国第五三〇七团紧随反攻部队铺设公路和输油管道,拉开了第二次滇缅作战的序幕。中国驻印军经过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等,歼灭曾侵占南京的第十八师团等日军精锐部队,1944年8月攻占密支那机场,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1944年5月,滇西之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沿滇缅公路开始大反攻,一路上收复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畹町等地,至1945年1月20日,滇西失地全部光复。1945年4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芒友,滇西、缅北反攻作战,第二次滇缅作战取得完全胜利。
中国远征军的滇缅作战,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一环,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军在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争,直接打击日本法西斯,打乱其侵略计划和步骤。中国远征军不仅延缓了印缅战局的恶化程度,阻止日军西进,确保了印度洋的安全,进而打破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迷梦。滇缅作战保卫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提高了盟国援华的速度和效率,缓解了国内艰难抗战的局面,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中国远征军以牺牲13万多人的巨大代价,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和民族牺牲精神,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谍影重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立奇功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披露出震惊世界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理查德·佐尔格不幸被捕,1944年被处以绞刑。佐尔格与他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为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佐尔格由苏联派遣在日本建立情报网,同当时已是共产主义学者但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特派员的尾崎秀实合作。到1941年,他们组建的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织已有39人。在这个组织中,就有被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来的日本革命青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曾多次获得德国和日本军队的重要情报,包括日本“二·二六”事件后的政局与发展动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军队的活动、关东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等。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佐尔格在沈阳、张家口、南京等地搜集情报,并拍摄大量有关日军罪行的照片。他综合有关情报后得出结论:战争将是长期的,日本难以取胜。斯大林参考其报告,决定援华抗日,让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此后,佐尔格及其小组侦破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还根据对日本军部、内阁、天皇关系的秘密调查,提出了对日本选择“南进”还是“北进”的判断。
1941年10月佐尔格被捕后,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处境虽然十分危急,但为得到日本“南进”战略的具体部署,两人在身份可能已暴露的情况下坚持留在情报战线。在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国开战的情报后,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查阅“满铁”密档,判断日军“南进”作战的时间可能在12月1日到15日之间,十之八九在12月8日。他们将这一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相当准确的判断,用电报告诉延安方面,中共及时通报了有关各国。
1942年,形势更加严峻。为了使战争早日结束,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仍坚守一线,获取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部署情况、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情况、日本政界希望尽早停战的声音、日军难以持久应战的窘境等重要情报。直到6月,他们被从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特务诱捕,并押往东京。在被日本秘密法庭审讯时,他们表示:“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工作十分活跃且卓有成效,而中国战场是其主要的活动范围,构成中国抗战的重要内容。
秘密战线,中共地下党员助力苏联红军
1995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曾向苏联提供了极为重要情报的阎宝航以“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这枚本来用于嘉奖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苏联军人的勋章授予中国人,再次表明了中国的抗战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
阎宝航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之后即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为了工作需要,一直不曾公开他的党籍,无论在党内或党外,他始终以“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的身份工作。
1940年12月,德国完成了秘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为使该计划万无一失,德国想策动日本同时进攻苏联,并利用当时与中国的关系,企图拉国民政府脱离美、英、苏的影响,改变与日本的紧张对峙状态。国民政府驻德使馆武官桂永清得知德国决定于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消息,立即报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将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6月16日,毛泽东直接通过电报将情报转交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佐尔格也获得了同样情报,却未引起苏联足够重视。中共最高层发去的电报则使斯大林感到震惊,开始着手备战。德国的袭击果然在6月22日发生,8天后,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对中共提供的准确情报表达谢意,也扭转了对中共武装仅仅是游击队的偏见。
1945年2月,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的2到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进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阎宝航利用关系,将国民政府当时获取的关东军全部材料,包括陆军及空军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等机密内容拍照后转交苏联方面。苏军认真研究了这一重要情报,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对日作战几天后即击溃了号称日军精锐的关东军。
开罗会议,抗战贡献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1942年1月1日,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与美英苏3国联合领衔,在华盛顿签署了有26国参与的《联合国家宣言》。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到了1943年年中,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首脑会议,讨论对轴心国作战和战后安排问题。此时的美国对中国在二战中作用的评价已比较客观,罗斯福总统在与宋美龄谈话及给中国的正式文电中都强调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应罗斯福邀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美英3国首脑会议,这就是二战历史上有名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期间,3国首脑商讨了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中国的大国地位、战后处理与国际秩序等重大问题。关于联合作战及何时发动全缅反攻作战等问题上,中国虽与英国分歧较大,但仍表示配合英国海军夺取孟加拉湾制海权的计划,实施水陆两栖登陆作战。然而,英国不配合的顽固立场不仅使蒋介石不满,也使美国颇感为难。会议期间,蒋介石和罗斯福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私下会谈,特别讨论了战后领土问题,即中国东北和台湾的收回,以及琉球问题和香港问题。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开罗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使蒋介石感到意外:“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50年或12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以平等的身份会晤,共商世界大事。会议所发表的宣言,明确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使战时中国外交达到最高峰。
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是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的。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就指出:“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认为支持“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的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