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抗日神剧给再多钱我也不演。
隐士生活，边缘人士？ 他说：我是刻意为之
不脱戏服不用替身不串戏？ 他说：价值观不合，坚决不演
什么戏接，什么戏不接？ 他说：演员应当有所节制
5月16日，张艺谋新片《归来》上映，4天后票房过亿，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获得如潮好评，他的演技再次被广泛讨论。
这段时间以来，一贯低调的陈道明曝光率陡增。影迷们惊喜地发现，他难得地出现在《归来》的城市宣传活动中，还少见地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
在娱记们列出的娱乐圈三大最难采访名流中，陈道明赫然在列，另两位是姜文和王志文。采访陈道明之难，最难在于约访，他不像很多艺人那样，只要一有影视作品推出就频繁接受采访。曾有片方向媒体透露，陈道明有时会在合约上写明：不参加宣传活动。在网络上能搜索到的关于他的访问稿中，几乎每一篇都会提及他多么难得接受一次访问。
《归来》的广州首映后，陈道明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聊到这个话题，他笑笑：“其实并没那么难。人们总喜欢塑造我，包括媒体也是如此。”话虽如此，但在《归来》之前，他接受的采访的确寥寥可数。至于原因，他心平气和地说：“其实是因为我的作品不多，需要接受采访的机会也就不多。加上我没有什么话题，自己也不想制造什么话题。”在他看来，这是个需要话题的年代，他并不想迎合。
除了公认的好演技外，陈道明也是娱乐圈公认的“异数”———
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影迷们还沉醉于他弹钢琴的优雅身姿时，他的画作又刷新了大家对他的认知；他低调遁世，一直与所处的娱乐圈及大众保持距离，但关于他的“语录”却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被许多人奉为心灵鸡汤……
用时兴的说法，陈道明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他的影迷涵盖老中青，且男女通杀。这种近乎于“神话”的公众形象，很多明星不知要经过多少营销和公关才能达成，陈道明却不见得受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异形”，“我觉得‘我’是被人塑造出来的，可能这个职业需要这么一个色彩的人，于是就把我塑造成这样了。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在南都专访中，他屡屡打破关于自己的这些“神话”，他试图告诉大家，真实的陈道明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想的那么糟。
他说：“每个演员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我本身就是一个凡人，是这个职业让我不那么像一个凡人。如果你真把自己不当凡人了，那就是一个庸人了。”
小隐于室，大隐于戏
几乎每篇关于陈道明的报道，都会提到他隐士般的生活方式：很少接受采访，不愿往人群里走，拍戏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书写字弹琴。
这种描述，虽不中，亦不远。不中的地方在于，他的爱好远不止琴棋书画，无论高大上的高尔夫还是接地气的麻将牌，他都是好手。
陈道明甘于充当演艺圈“边缘人士”。虽身价长期稳居一线演员之列，但产量并不高，出道40余年只演了不到50部影视作品，其中还包括《建国大业》这样只客串一两场的戏；他鲜少参加商业活动，更不热衷圈内社交活动。他始终和这个圈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并不讳言这是自己“刻意为之”。
他常以戏子自称，多次说过自己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对这个职业并没有多深的情意结，他的职业梦想是医生、律师或外交官。40多年来，一部又一部地演过来，他早已是成为国内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但每每谈到演艺成就，他总说自己“很被动，一直被推着往前走”。言谈之中，仿若有憾。
或许正因为始终处于这样的“出离”状态，他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对“演员”这个身份过分执着。采访时，无论说到角色还是演技，他都很少用到“理想”或“艺术”这样的词，他更喜欢谈论演员的“职业特性”。
他拍戏有不少“怪癖”，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他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陈道明说：“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拍摄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曾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不坐工作椅，一站就是一天。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再者，他不串戏。虽然常常隔一两年才接一部戏，但一旦接下，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呆几个月。如今很多演员的档期都排得满满的，有时同剧组演员请假去参加其他活动，只有他还留在片场，于是他就成了那个“填空”的人。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献花。”他还“教”南都记者，如果以后听到演员说自己拍戏有多辛苦，不妨问问他：“你怎么不说你收了多高的片酬？”
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艺谋说，最初决定拍《归来》，关于陆焉识这个角色，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道明。陈道明答应了。因为早在张艺谋找他前，他已看过原著，“陆焉识这个人早就在我的脑袋里”。
陈道明对南都记者说，陆焉识很像自己的父亲，他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陆焉识的经历，是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陈道明在年轻时“看了满眼的”。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演这个人物，从小处说，是纪念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爽快接下。
类似的经历还有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把剧本给他，作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陈道明给冯导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顺势问他是否愿意出演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但有点担心他片酬太高。陈道明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于是签合同。
2011年他出演《喜剧的忧伤》，主动要求零片酬。首演结束时，他在舞台上单膝跪地谢幕。很多人不解，一贯冷傲淡定的他何以突然用这么强烈的方式表达情绪？回忆这一幕，陈道明对南都记者说：“这个舞台给了我一切，给了金钱，给了名誉，没有它就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开始；没有这个舞台，没有这个大幕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能不感恩！”
但更多时候，陈道明并没有这么好说话。
他是国内片酬定价最高的男演员，而且，更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高片酬的戏他都接。他接戏的标准很飘忽，如果把他演过的戏和角色都列出来，就更觉难以捉摸———这份不长的片单中，虽然不乏《末代皇帝》、《围城》、《康熙王朝》、《黑洞》、《楚汉传奇》等精品，但也有口碑平平的作品，甚至有些他只是演配角。南都记者问他的接戏标准，他答：“什么时候休息够了，遇到想拍的戏，就接了。”
虽然接戏标准飘忽，但他不接戏的标准却相当明确。
首要的一条是：当他不想拍戏时，再大的戏也不上。陈道明几乎每拍完一部戏都要歇上一两年，碰到不想拍戏时，再大的导演、再大的制作，他也不接。
另外一条重要标准就是：不符合他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角色，坚决不接，他因此坚决拒演了所谓的“抗日神剧”。即使是好剧本中的好角色，如果价值观和他有出入，他也不会接。“角色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哪怕给再多钱，告诉我能得多大奖，我都不会去演。”
这两条标准，前者关乎他所追求的“自由”，后者关乎他看重的“责任感”，都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一个人太有原则，势必不好相处，所以一直以来，关于他“不好合作”、“要求多”的传言就没少过。朋友们有时会专门把这些负面声音发给他，他有时也会上网看看，情绪多少会受影响，但他往往很快就能自我修复，因为意识到“凭什么每个人都得喜欢你，你何德何能”。
采访时，谈兴正浓的陈道明忍不住“提点”南都记者，不要把自己当成娱记，而要放在“文化记者”的角度去思考。他说，“好记者一定要研究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家庭结构和人的结构，所以很多伟大的记者最后都从政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心中有大结构，不是只采访了一个人、写好一条稿就完事了。”
好演员是否也是同理？他沉吟片刻：“我确实会想演员之外的东西。像这些问题，可能不是演员考虑的。确实，有时我的手伸得有点长。但它会帮助我的创作，它能保证我创作层面的基本质量。我不会为此左摇右摆，我的情绪不会为此而坐过山车。”
我无奈于世，世又奈我何
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写道：“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他举例，葛优如果遇到违章被警察拦下，必先摸着脑袋嘿嘿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陈道明若是被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清高，在冯小刚笔下，是一种赞美。放到如今这个言必谈“接地气”的娱乐圈中，却难免被视为一种“装”。知易行难，说往往比做容易得多，但，陈道明说了，也做了。
在《归来》的北京首映礼后，媒体们津津乐道于陈道明的“有个性”和“敢说话”。活动现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主持人“飙戏”的说法属于“娱乐节目对语言的夸张使用”；听到记者转述李安、斯皮尔伯格看哭的段子，他一语戳破：“更多的是同行间的客气”；连张艺谋夸他是“表演教科书”时，他也不给面子，直言“表演没有定式，哪有教科书可言”。
他甚至对自己都不客气。大家说他是中国演员里读书最多的人，是“知识分子演员”———实际上，陈道明一直保有阅读的习惯。他和钱钟书是忘年交，因为饰演《围城》里的方鸿渐，钱老在世时，他们有过数次交谈，那段时间正是陈道明志得意满的时期。面对南都记者，陈道明如此回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人物了，可在这样的文化老人面前，我太自以为是了，挺可怜的。人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们只是‘饰演’文化人。”
陈道明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做到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的入世哲学。他常说自己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随遇而安。
陈道明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这套哲学。和南都记者聊到年轻人看《归来》的观感时，他提到了女儿陈格。他说，自己接戏有时会把剧本给女儿看，听听她的意见。在他看来，女儿的性格特别好，“不像我。我性格不是很好，她妈妈性格很好，她这个优点完全继承了妈妈。”他直言自己对女儿是“快乐教育”，从不把成绩作为标准，“哪有这么多女王，哪有这么多居里夫人！我对她是快乐教育，第一身体好，第二快乐，第三尽量有所成。首先知道自己是凡人，正常人做正常事。至于命运能否承载那么多伟大，就交给命运吧！”
但他其实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超脱。看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也往往忍不住发声———在政协会议上，他明知实际作用有限，依然每年提交各种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提案。他的圈中好友徐昂形容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孩子。”对于这个评价，陈道明笑了，他说，他从小就很讨厌“成熟”、“城府”这样的词，“我思维方式特别简单，简单到有时让人觉得我怎么这么复杂。我希望这个童真气能一生伴随我。”
“我从小就不喜欢‘城府’和‘成熟’”
这个舞台给了我一切，没有它就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开始，没有这个舞台、没有这个大幕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能不感恩呢？———陈道明
《归来》拍了多久，破棉袄就在陈道明身上多久，常引人侧目。
南方都市报：在发布会上，你纠正了张艺谋说你是“教科书式演技”的说法。很多演员觉得这不过就是个宣传，是个话题，就配合了，但你好像不愿意这么做。
陈道明：宣传也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任何宣传不当都是反宣传。现在都知道要做宣传，尤其是演员，无所不用其极，这不是我的概念里应该做的事情。
南都：本来就在聚光灯下。
陈道明：对，缺点被夸大，优点也被夸大。我希望尽量还原成原态，不希望让自己异形，也不希望自己在别人心中异形。
南都：我注意到，在这轮《归来》的宣传活动中，很多报道里写到你，都说你“很有个性”、“说话很直接”。
陈道明：很正常，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所谓的委婉，委婉里面难免会有油滑之嫌。包括采访，我愿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内容咱就说，没内容也不要为了宣传去挤牙膏。没有意思。
南都：所以你接受采访特别少。
陈道明：其实仔细想想，我不觉得少。关键是我没什么话题。现在是一个话题的年代，我这人没什么话题，也不想制造话题。除了职业之外，我希望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南都：自由，那很难了。
陈道明：我本身就是个凡人，是这个职业让我不那么像凡人。其实每个演员都是极平凡的人，所有的不平凡都来源于职业。如果你真把自己不当凡人，那就是一个庸人了。
南都：要做到并不容易，知易行难。
陈道明：所以要不断地修为，不断告诫自己、敲打自己，不要等有一天别人敲打你，这就不是很好意思了。
南都：这个好像……很难意识到？
陈道明：不难，只要你拎起这个意识。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一点儿都不难。
南都：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个自我膨胀阶段……
陈道明：对，从那以后我开始拎起来了。
南都：自己意识到的吗？
陈道明：对。我意识到这一点很早，所以我很庆幸，不太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纷扰，说白了就是不要被名利绑架。如果欲望低一点，焦虑少一点，就会恬淡很多。
南都：你很少接受采访，之前的影视作品你也没有像这次这么配合宣传。我约采访时以为会被拒绝。
陈道明：没有。人们永远在塑造我，或者说愿意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演员，包括媒体。我觉得“我”就是被塑造的，可能这个职业需要这么一个色彩的人，于是，把我给塑造成这样子了。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南都：没有别人以为的那么孤傲、清高？
陈道明：我确实有不恭的时候，在我认为不当的时间说了不当的问题，就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吧。
南都：很多人说你孤傲不是贬义的，是觉得你心性高，就像不喜欢接受采访这样。
陈道明：没有，其实特简单，就是你有得问，我有得说；当你没得问、我也没得说了，就别没话找话。咱们谈一个话题，都有兴趣点是最好的。我虽然出道时间很长，但作品不多，到现在为止大大小小的角色加起来不到50个，包括给人敬个礼就完了的那种。跟现在一些正当年的演员比，应该不如他们多。这样一来，接触媒体的时间就不如他们，有话可说的内容、机会也就少嘛，采访也就比较少。
南都：有个很好玩的现象，你的发声那么少，曝光率也不是那么高，网上却有很多你的语录，你看过吗？
陈道明：谢谢大家还能够念着我。那不是语录，是摘录，是一些采访付诸文字后别人摘录的。其实里面有些话不是我说的。(南都：都不是吗？)当然主要的还是我说的。有时候朋友会转给我，问我这话是你说的吗，比如某某演员和某某某演员离婚的问题上，以我的名义说了长篇大论。我没这么八卦！我自己的事都管不好呢，不会去评论别人的事。那些就不是我说的，张冠李戴了。我知道那是好意，但也要实事求是，那段文字好像得到很多好评，好多人都说不错，但我不能把别人荣誉搁自己脑袋上，那真不是我说的话，我没这么深刻(笑)。
“如果一个剧本写得很好，但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跟我的对立，那给我再多钱或告诉我能得国际大奖，我也不会去演”
南都：你接戏一直不是很多，是因为要求特别高吗？
陈道明：也不是，其实我挺随性的。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我可以选择。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不可选择的。我呢，可以选择这个角色不演，这个工作不接，也可以选择今年不工作，休息。这是最契合我性格的地方。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有时想着这两年不干活了，就真的不干了。比如今年拍完《归来》我就不演了，接下来就休息。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南都：因为这一行竞争很激烈，很多艺人都想着要趁着现在红多演演。
陈道明：刷存在感，不断地刷。有人刷微博，有人刷脸，不断地刷自己，告诉大家：我在哪我在哪。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自信，也可能是怕寂寞。
演员的责任就是要把提供给你的服装变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这就是演员的职业。我拍戏，一般情况下，进组后就不太穿自己的衣服了，包括古装戏。《楚汉传奇》拍了6个多月，我一次也没穿过自己的衣服，一直穿着破灯笼裤、破衫、破鞋。我就是要把它们穿成自己的。
南都：怕被遗忘。是不是做这行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
陈道明：我不觉得没安全感，(我的)日子比老百姓好过多了，真的好过多了。所谓缺乏安全感，只是想出更大的名、赚更多的钱，说到底还是欲望。
南都：那为什么你可以做到？
陈道明：我也做不到。我只是说，在知道、明白的情况下会有所节制。因为明白了嘛，所以知道节制。如果知道了还不节制，早晚会出问题。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明白的？
陈道明：我好像始终就没糊涂过，从以前到现在，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现在有些年轻演员，我有时看他们跟我们的存在和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不欣赏，出了名并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真心尊重！
南都：你会劝他们吗？
陈道明：我不劝，每个人道路不同，性格不同，年代不同，需求也不同，劝不了的，会自讨没趣。而且我也没资格、没欲望去劝。我体验过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体验，别人体验的我又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南都：除了你说的刷存在感以外，还有些演员会因为遇到很好的戏，特别有冲动，一定要去演。
陈道明：这个很正常。
南都：你会这样吗？如果你在休息时遇到一个特别好的戏呢？
陈道明：我不太受这个影响，我每回上戏没有一回是说特别积极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冲动。有时很长时间不接戏，别人问我是不是很忙？我不忙，一点都不忙，我没事儿，就是不想拍戏。这里面有各方面的问题，除了精力外，还包括所演的剧本、所演人物价值观的问题。我不会违反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去接戏，我一定要认同戏的主题才会接。如果是我反对的，我不会演。哪怕是历史戏，也要在我认同它历史观的情况下才会演。如果一个剧本写得很好，但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跟我的对立，那给我再多钱或告诉我能得国际大奖，我也不会去演。
南都：为什么？
陈道明：因为一个人总有他的生活坚持、情感坚持、理念坚持还有文化坚持，如果没有，就等于全无信仰。
南都：很多演员会觉得，自己什么样是一回事，演的角色是另外一回事。
陈道明：演员一开始是职业技能，是工具，但一定要慢慢有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演员就是干活挣钱，你给我钱我就演，高级一点的就是我喜欢的、感动我的就去演，还有一种就是又喜欢、又觉得可以传播自己认为好的价值观，就去演，这就更好了。那些抗日神剧，给我再多钱或是告诉我这戏会有多火，我也不会去演的。别人为什么要拍咱就不管了，各取所需，但我相信观众的基本判断，我认为不能把一段悲惨的历史那么儿戏化，那是中国的耻辱史，别太阿Q了！
南都：你拒绝得了吗？
陈道明：我当然拒绝得了。你给我这样的剧本，我打开第一页，如果是这么写的我就搁边上不看了，然后直接告诉你我不会拍。
南都：不会因为人情、比如很好的朋友要你帮个忙，你就接这种戏？
陈道明：不会，太离谱了，真不会。历史可以有编纂有传说有演义，但在核心精神上不能演义，基本事实不能扭曲。
南都：有这样的剧本找你吗？
陈道明：有，不多。可能知道我不太会演这种戏。
南都：陆焉识，是你喜欢、感动你的角色吗？
陈道明：嗯，是。
南都：张艺谋怎么说服你来演陆焉识的？
陈道明：没有说服。他就跟我打招呼说有本小说让我看看，我说我看过。他说我要搞这个，我说好啊，他说你来演，我说行啊。就完了。
南都：这么简单？
陈道明：如果是我想拍的东西，我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阻滞，包括让对方为难地说：哟，价格怎么有点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不少次这样的经历。
南都：好像当初接《唐山大地震》。
陈道明：对。我不会在这方面跟投资方出现任何问题，但前提是我喜欢、接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不会出现任何创作上的玩忽，我会全情投入。这是我的原则。
南都：这部戏拍得辛苦吗？我听巩俐说拍那场逃跑的戏时你跑吐了。
陈道明：“很辛苦”之前加一个“很”，实在是生理极限。拍那场戏时天还没冷，我穿着那么重的棉袄。你在银幕上看的是我跑一遍，但拍的时候是十几遍，而且要全速。现场有很多群众演员，只要有一方面没配合上，就要又来一遍。加上我一个人要跟4个人搏斗，那些人抓我可不是架子花、比划比划，我要求他们4个人：你们有本事就给我摁那儿，没本事是摁不住我的！4个人一开始还说“哎哟陈老师，咱们轻点儿，设计下动作”，我说别设计，我就是要逃跑，你们就是要抓住我，唯一目的就这个。开演后他们真的摁不住我，我是真挣扎啊！有一条我把他们4个都带倒了……我说你们一定要真来，千万不能客气。最后拍的几条，他们说还是摁不住。我说佩琦你最后一把抓我的头发，抓头发后我就老实了……确实辛苦。当然这种辛苦没什么，是演员本身该做的，本身就应该承受这些辛苦，别人给你钱没理由只让你出场享受。你以后采访演员时对方一说这个辛苦那个辛苦，你就回他：你应该做这个的。
南都：很多演员都有替身啊，尤其是大牌演员，包括打光啊、背影啊都用替身。
陈道明：我不行，只要我能为之的，绝不找替身。拍这戏两个多月，陆焉识的衣服我就没下过身，戏里戏外都没下过，每回回我们住的酒店，我都会成为一道风景，别人看着会想这人怎么了，一是因为穿得过厚，二是怎么这么破啊！衣服是有性的，会随着你走。有时我们看别人穿件新衣服会说：哟这衣服像租来的借来的，那就是衣服不贴神———当演员就要做到这一点：把角色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我们来到片场，一开始服装是服装的，道具是道具的，演员的责任就是要把提供给你的服装变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这就是演员的职业。我拍戏，一般情况下，进组后就不太穿自己的衣服了，包括古装戏。《楚汉传奇》拍了6个多月，我一次也没穿过自己的衣服，一直穿着破灯笼裤、破衫、破鞋。我就是要把它们穿成自己的。当年我演康熙，只要我还在剧组，哪怕是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也没脱过灯笼裤和坎肩儿，永远将它们贴身穿在身上。
南都：之前你演《喜剧的忧伤》时因为发烧晕倒了，现在身体恢复了吗？
陈道明：应该还在(痊愈期)。医生这么给我划分，说3个月是治愈期，半年才能痊愈。我还在痊愈期。
南都：据说你得的是大叶肺炎，这种病的诱因是饥寒交迫，被称为“民工病”。你怎么会得这个病？
陈道明：对，医生说这往往是重体力劳动才会得的病。我那段时间还是因为累的，也有诱因，拍《归来》时得了感冒，我没去管。《归来》一停机，第二天我就要进话剧排练场排练，后天彩排，大后天演出，全都连着的。演了6场，顶不住了。我身体一向还不错，因为我一直有体力锻炼，可能是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那些抗日神剧，给我再多钱或是告诉我这戏会有多火，我也不会去演。不能把悲惨历史儿戏化，那是中国的耻辱史，别太阿Q了！”
南都：你演《喜剧的忧伤》时曾跪地谢幕，为什么？
陈道明：因为这个舞台给了我一切，没有它就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开始，没有这个舞台、没有这个大幕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能不感恩呢？
南都：你以前说过，当演员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一直以来你都是被动的。我想知道，现在演员这个职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道明：现在就不太想了，因为木已成舟。我越来越到了现实的年龄，那些虚妄的东西基本上不太想了，想了也没用，自己给自己找别扭(笑)。
南都：你会看那些对你的批评或者骂声吗？
陈道明：偶尔。有时候会有朋友传给我。很多都是他们发给我，说你看，有人这么写你。
南都：这些声音会影响你的情绪吗？
陈道明：不太会。当然谁都不愿听坏的，都愿意听好的，这是人的本能，不是虚荣心和自尊心的问题。所以我说演员这个职业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献花。包括观众、媒体的批评，包括不喜欢你的人对你的蔑视，你都要承受。凭什么每个人都得喜欢你啊，你何德何能。
南都：你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都是特别淡定、从容的一面，但你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吧？
陈道明：假装从容呗，也是不断地修正和思考。这都是左躲右闪、磕磕碰碰出来的。
南都：通过看你很早以前到现在的采访，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变化，好像你比之前更愿意表达自己，之前会藏得更多一点。
陈道明：你说得对。我以前总在想为什么要跟别人说那么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干吗让别人这么了解我。我有时会有这个障碍。这真的不好，是个缺点。好的人物关系是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才能有话可谈，有事可做。你不了解我，我也不让你了解我，其实是一种拒绝和冷漠。
南都：你的朋友形容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孩子。这句话特别好玩。
陈道明：我从小就不喜欢用来评价人的两个词，一是“城府”，说这个人有城府，城府深往往是贬义，跟它类似的还有个“成熟”，我也不喜欢成熟。我的思维方式特别简单，简单到有时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复杂”。我特别希望这个童真心能一生伴随。
南都：赤子之心是很难保持的。
陈道明：是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