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世纪天鼎购物广场的一位商户表示，今年的贺卡明显没有前几年好卖。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背景

　　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中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过去到了11、12月，贺年卡、年历的定制销售就进入了旺季，不过今年情况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贺年卡和年历市场受到了很大影响。

　　临近新年，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单位购买、定制的贺卡、年历大幅缩水。由于机关单位不再下单，不少贺卡老板的收入大幅缩水，一名贺卡店老板称，年末两个月的收入，从高峰时段10万元降至今年的百余元，于是转型把贺卡店开成了杂货铺。一些专门印制贺卡的印刷厂也没有了往日的繁忙。

　　贺卡店遇冷

　　亏本也卖不动

　　近日，记者走访了百荣世贸商城以及天意小商品等多家批发市场，这些批发市场里的贺卡店铺几乎无人问津。

　　百荣世贸商城5楼的北区是贺年卡、挂历的销售专区，一名贺卡店老板说，去年这个时候，挤的全是人，可进入贺年卡、挂历销售旺季后，近两个月时间的客流还不如往年一天多。

　　该贺卡店老板所说的情况，得到了百荣商城工作人员的确认。

　　一圈转下来，将近30家店铺，仍在销售贺年卡挂历的只有少数几家，存货一共就百来张。

　　“一笔来自单位团购的贺年卡订单都没有。”一家店铺内，正在电脑上玩斗地主的店主感叹，做贺年卡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却从没碰上像今年这么惨淡的。

　　“我现在只有11张，你要吗？”他说，两个月前“禁令”下来后，他不敢多进货，只进了100多张贺卡散着卖，仍卖不动，两个月下来只卖了90来张。

　　另外一家贺卡店老板拿出14张贺卡，“5元一张。”他说，知道今年出了政策，没多进货，主要靠零售，散户卖一些，“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批发。”

　　他今年进了200张贺卡探探市场情况，可市场低迷到他自己都觉得意外：“卖了两个月，还是没卖完，进价13元一张，降价还是卖不动。”

　　预订贺卡

　　多付订金防“撤单”

　　天意批发市场地下一层有十余家专门从事挂历、贺卡销售的摊位，除了偶尔几个客人光顾，生意十分冷清。

　　“没办法，机关单位和金融机构的订单都没来。”一名摊位老板说，看到“禁令”后他也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结果是一单没有。

　　“原来按百为单位卖，现在每天按张算。”该老板有些无奈。

　　得知记者要订贺卡，该老板要求200张起订，否则不做，同时还要支付总金额四分之三的订金，“往年当然不要，但今年不得已，万一你不要，总不能让我吃亏吧。”他说，在“禁令”下发前，他一个朋友接了一个单子已做了一半，“禁令”来后客户说不要了。

　　追访

　　印刷厂：送货上门变自行取货

　　贺卡、台历的批发零售市场低迷冷清，同样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刷厂，北京一家印刷厂负责人顾经理说，正在考虑转型。

　　“一般印刷厂活儿最多的时候是10月份左右，而以往有的企业早在六七月就下好了订单。”顾经理说，往年有一些银行和通信公司一单就是上10万本(张)，货量大的时候，他们负责送货，但今年量太少，为了节约成本，要求顾客自己上门取货，“今年我们只接到一个私企千余本台历单子。”

　　顾经理告诉记者，一本台历的成本价一般为2元~3元，机关单位有专门经费，量又多，加上印制贺卡，一家单位每年仅花在采购贺卡台历上面的钱就有上万甚至数十万。

　　顾经理说，“禁令”出台后，一些专门印制贺卡和台历的小型印刷厂已面临倒闭。

　　公务员：定制台历今年没收到

　　在北京海淀某机关单位工作的公务员许丽(化名)，发现到现在一本新年台历都没收到。“往年这个时候都有10来本了，今年一本都没有。”

　　许丽所在单位，每年都有专项经费用于定制台历、贺年卡，在新年和春节前发给各部门。但今年随着“禁令”的出台，许丽很快就得知，今年不再定制台历和贺年卡了。

　　“前几天我妈还让我回家带几本回去，我跟她讲今年没发，她还有些不理解。”许丽说，为了日常方便，她自己跑到市场买了几本。

　　记者还询问了多位就职不同单位的公务员，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今年没贺卡、没挂历。”

　　个案

　　贺卡店老板：收入10万降至百元

　　12月26日下午，百荣商品批发城5层北区，阿峰忙着给店铺里的空地摆上窗贴和对联，同时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双双保暖拖鞋摆上架子。

　　29岁的阿峰在这个不足15平米的店铺里已经干了四年，此前，他的店铺一直都做贺卡、挂历的定制和批发，2010年和2011年高峰时“店里都站不下人”，而今年随着“禁令”出台，贺卡市场寒冬来临，迫使阿峰改行卖杂货。

　　曾经辉煌：年底俩月 进账10万

　　“你要贺卡？”得知记者来意，正在忙碌的阿峰抬起头一脸疑惑：“现在大家都不做了，而且都这么晚了。”

　　和这一层大多数商铺一样，阿峰原本的贺卡挂历生意做得不错，每年10月底开始都有固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金融机构的订单，其余的时间，他还有各种会议的贺卡以及礼品的订单。

　　“以前高峰时，电话几乎就没断过，很多人直接来店里订购，隔几天就有一个大单子，都是千张起订。”回忆2011年最忙碌的那个年底，阿峰感叹，当时两个月大约可以批发出去三四万张，好一点的贺卡一张8至10元进价，卖15元，便宜一些的每张也能赚一两元，算下来收入差不多有10万元，平均一个月5万元左右。

　　“他们(负责订购贺卡的人)也不心疼钱，都是任务。”阿峰坦言，那会儿也很少跟客户讲价，最多就是给负责采购的人一些回扣。因为客户太多，阿峰会以订购数量多少，来决定先做哪单生意。

　　如今低谷：收入百元 转行卖杂货

　　到了2012年，贺卡销量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但阿峰认为，下滑有个过程，实在不行了就转行。和往年一样，今年10月开始，阿峰和不少印刷厂谈好了合作，等着旺季来临。

　　旺季没等到，寒冬来得有些快。

　　10月31日，“禁令”出台，11月过了一半，阿峰“一个订单电话都没接到”。

　　他着急了，开始给以往的客户打电话，但对方告知他今年不订做挂历、贺卡了。“说是查得很严。”

　　等到了12月，阿峰发现所有的店铺情况几乎和他一样，往年众多登门谈订单的人，今年一个没见到。

　　“我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没单子来。”措手不及的阿峰开始考虑零售散卖和转行。

　　阿峰说，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卖贺卡和挂历的收入只有百余元。“再不转行就要关门了。”

　　不仅阿峰，其他店铺也纷纷把摆出的贺卡、挂历样品拿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杂货。阿峰的店摆出了各种商品，有保暖拖鞋、笔记本、红包、春联以及一些小饰品。“现在春联和红包卖得挺好。”

　　记者采访时，阿峰的店铺无人光顾，他起身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拿出了少许的贺卡，拍了拍上面的灰尘说：“你量少就别订做了，这十几张100块你都拿去吧。”

　　“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可以买些红包送员工啊。”记者离开时，阿峰喊道。（记者 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