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 历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89岁高龄的杨维骏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谁腐败我就反谁，不管你是谁

　　新京报：你这几年一直实名举报腐败现象和官员，甚至亲自到中纪委递交材料，是这样吗？

　　杨维骏：去年，我到北京中纪委信访接待处举报云南6大贪腐案子。中纪委的工作人员说我是他们受访的年龄最大、职务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举报者。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关注反腐领域的？

　　杨维骏：我反腐反了30多年了。改革开放初期，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举报“官倒儿”。后来我做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又反映倒卖香烟的投机倒把行为。我有腐必反，谁腐败我就反谁，不管你是谁。

　　新京报：作为一名副省级离休干部，您举报的方式是什么？

　　杨维骏：我发现一件事不对，就会指出来。当年，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建设大昆明、大城市化的发展策略，又提出“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方针。但这个方针与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反的，总路线一错误，后面的各项工作都会走偏。刚开始我就给白恩培写信，并且当面向他提意见，但从来没有回应。后来云南发生很多违法强征基本农田的事，我就不断写信，并在网络上提意见。

　　新京报：后来你为何又实名向中纪委举报？

　　杨维骏：后来我发现一些做法越来越离谱。比如，昆明市长水新机场修建，这是个总投资300多亿元的项目，有高级别的官员为了从中牟取私利，安排自己的人负责管理，工程偷工减料，导致钢架坍塌，砸死7个人。对于这些涉嫌贪腐的事件，我会实名向中纪委举报。

　　腐败分子的余党会恨我

　　新京报：您的举报，包括来自民间的反腐举报，对反腐作用大吗？

　　杨维骏：谁腐败、谁不腐败，完全靠中纪委调查，是不可能的。还要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这就需要给群众渠道，而且不能让举报者受到打击、报复，这样才是发动群众。但很多群众现在怕受打击，我就因为举报反而被整了。

　　新京报：你受到哪些打击？

　　杨维骏：在我举报一些云南省的高官后，曾有好心人匿名给我写信，对我的举报表示支持，说他们放出话来，要让我永远闭嘴，提醒我小心。那段时间，我曾被监听、监视。我家附近每天好几辆车监视我的行踪。我现在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我没有怕，没有退缩。

　　新京报：你觉得哪些人会恨你？

　　杨维骏：那些腐败分子的余党，他们上下串联、勾结，他们不是少数人，至少是一群人。他们的反抗很粗劣低级，就是靠权力。

　　反腐要把矛头指向靠权力谋利益阶层

　　新京报：你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有什么看法？

　　杨维骏：现在反腐一个一个地查处是必要的，但治标还要治本，要治本就要改变这个体制，从权力经济体制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反腐是反对权势官僚体制的第二次革命，对党的建设也是一次革命。

　　新京报：为何你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是第二次革命？

　　杨维骏：我们国家的现状是，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按劳分配，但因为体制机制不健全带来的贪腐、以权谋私情况也很严重，这是一种按权分配的现象，这跟封建官僚没有区别，当官的人权力很大，他们就垄断、抢占资源，现在反腐就是要把矛头指向这种依靠权力谋取利益的阶层。

　　新京报：纪检部门揪出的贪官越来越多，但贪腐现象却并未减少？

　　杨维骏：我不大热衷体制内的监督，依靠内部监督是错误的。首要是要把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改变成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谁来监督？监督的人本身有问题怎么办？

　　新京报：你觉得如何才能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和机制？

　　杨维骏：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主要做宏观调控，不要再去管微观的事。现在政府管很多事，政府的官员就有利可图。你不让他管，没有权力去管，他就不能腐败了。如今让官员不敢腐败还不够，应该让他们没有权力去腐败，不能腐败才是治本。

　　李永忠的观点非常好，我认同。用制度体制让官员不能腐，这是根本的。 ——杨维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