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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生育意愿和行为多样化 少生孩子成风

2013-10-12 07:02:00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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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一直是热点问题。今年8月,坊间多次传出国家将“放开二胎”的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回应中多次提到:正在调研、制订调整生育政策的方案。

  这究竟是份怎样的方案?从八月起直到前日,三次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连续的追问,新闻发言人以“没有得到授权发布更多内容”等作答。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的马旭明确表示,江苏、吉林、辽宁、安徽、福建、天津、上海已针对农村家庭试点“单独二胎”。

  近日,记者赶赴江苏苏州和山西翼城调查。调查发现,对于城镇化速度极快的苏州来说,只针对农村家庭开展试点,一方面,难满足由“村民变市民”的单独家庭的生育要求;另一方面,一些符合政策的家庭,又不愿生育二胎。

  而对于翼城这个农业县来说,过去28年,该县在农村低调进行放开二胎“试验”。28年过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

  回应可“参照以往”。10月10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媒体“生育政策将如何调整”的提问,卫计委做出前述回答。

  这已是卫计委连续第三个月回应类似的问题。前两个月,面对新华社记者的追问,卫计委以“没有得到授权发布更多内容”作答。

  在苏州北桥,老计生助理薛惠琴一直关注着生育政策的动向。

  走在街上,她常被人拉住问,“听说明年就要放开二胎,您看,我和我老婆今年可以准备了吧?”“我儿媳妇的节育环是否可以取出来了?”

  江苏省从2002年起,在计生条例中正式确立“单独夫妻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但要求女方必须为农村户口。

  10年过去了,苏州快速地向城镇化、老龄化方向转变。现有生育政策很难适应当下社会发展。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连续几年在全国和江苏省人代会期间,提出议案和建议,希望高层允许苏州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目前,这一建议尚未被采纳。

  33年政策未大调 两代人二胎愿落空

  尽管已有个10岁的儿子,秦强(化名)和妻子还是想要二胎。当34岁的妻子意外怀孕时,秦强却只能带她去做人工流产。

  “他们这样的夫妻生下第二胎,不仅要被征收高达约20万的社会抚养费,还会被开除公职。”苏州北桥街道计生助理薛惠琴摇头说。

  36岁的苏州人秦强身上有这样几个标签: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城市户籍,公职人员。秦妻,则是拥有城市户籍的非独生子女。

  很早之前,秦强的妻子是北桥农村户口。按现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可以合法生“二胎”。

  但苏州已迅速城市化。以农业为主的吴相市,2000年并入苏州,称为吴中区和相城区两个城市发展新区。

  夕日的农民,住上楼房。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学、工作,多数成了城市居民。

  秦强和他妻子也成为公职人员,户口迁到城镇。同时,失去生二胎的政策照顾。

  面对秦家,薛惠琴其实有些尴尬。

  33年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身为公社妇女主任的她曾劝秦强的父母,不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了:“现在你们为国家做贡献,只生一个,30年后,儿子长大了,就能生两个”。

  转眼,30年过去又3年,到了做外婆年龄的薛惠琴,不知该如何劝慰秦家失望的两代人。

  生育意愿各异 能生的未必生

  一方面,部分不合条件的夫妇想生二胎;另一方面,符合生育二胎条件、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在苏州也越来越多。

  年近40岁的毛建凤,因工作成绩突出,刚被选调到北桥街道办。很可能接薛惠琴的班,全面负责计生工作。

  她的户籍仍在农村。毛建凤夫妇,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但毛已放弃“再生一个”的想法:“工作忙,没有精力再照顾小孩。”

  早在2006年到2010年,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带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与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合作,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选两个县开展《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在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4284名城乡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孩子的不到10%,打算生二胎21%。调查对象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

  “这表明,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的首要因素。”顾宝昌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总的来看,少生孩子蔚然成风。

  薛惠琴还算过一笔账。在北桥,3万多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000多人,三分之一是老人。如“放开单独”,城镇人口第一年申请生育的人肯定会多,“毕竟积压这么多年”。但以后每年增加的新出生人口,不会超10个。

  “城乡政策不统一 不利地区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苏州已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区。市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远低全国平均水平。

  多年来极低的生育水平,还致苏州本土居民越来越少。目前,苏州市常住居民1300万,其中户籍居民630万。流动人口超户籍人口。

  苏州外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户籍人口。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抽样调查显示:16~59岁外来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户籍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1.66年,即多为高中毕业。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指出,30多年来,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农村的计生政策松;针对本地户籍人口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计生政策松。

  有人认为,有紧有松的生育政策,反而限制的多是有固定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能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的人群。以秦强夫妇为例。秦妻如果没有工作,因为农村老家还有房子和老人在,户口可以迁回去,反而能合法生育二胎。

  “城乡二元且逆城市化倾向的生育政策,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矛盾已非常突出,调整非常紧迫。”杜国玲说。

  政策调整承诺到期 调整方案尚未出台

  2010年,是一项“30年的承诺”到期的时间。

  这份承诺,源于《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发布于1980年9月25日。

  《公开信》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2010年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单独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试点工作。

  据《财经》杂志报道,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政策调整未取得高层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时隔3年,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让生育政策的调整再度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少于2.1被称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推算,现在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6。

  专家测算,如果“单独二胎”逐步放开,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预期。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分批放开“单独二胎”已没必要。二胎生育意愿此前基本释放,“单独”政策能影响的,绝大多数是生育率很低的城市人口。

  今年8月至今,国家卫生计生委多次回应放开“单独二胎”试点传闻,主动提到正制订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有消息说,近期,上述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等待批复。前日,卫计委例行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是否将出台有关二胎的新生育政策。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未作正面回应。

  不管怎样,政策尘埃落定之前,作为实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人员,薛惠琴只能对前来咨询的居民们说,“要是孩子生下来,政策还没变,你们要做好挨罚的准备了。”

  (记者 魏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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