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禄接受129名同僚及树下贿赂清单图

　贿赂目的分布图

　　贿赂目的与评价数额图

　　任增禄，甘肃省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煤都”华亭县县长、县委书记。

　　在甘肃平凉以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华亭是一个陌生的地名。但在这块西北的土地上，任增禄的倒台引发一场政界地震。这位前县委书记同案牵涉129名同僚和下属，几乎完整覆盖了该县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交织出一张触目惊心的腐败网络。

　　2013年6月18日，此案在甘肃省城一审宣判。兰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禄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款、物折合991万余元，另有4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中，129名华亭官员的名字被列入任增禄案判决书中，129笔贿赂主要涉及干部任命、人事调整、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为广义的“买官卖官”行为。任增禄因两罪并罚，被处无期徒刑。

　　作为一名厅级干部，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声浪中，任增禄并不起眼。

　　但主政者一人落马，竟席卷全县，任增禄案可视为揭示基层政治潜规则的绝佳样本：县级官场运作明码标价走向“市场化”；县委书记作为一把手所构筑的监管真空，令腐败链条蔓延失常。

　　无独有偶。2013年8月14日上午，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109起，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038.9万元、美元4.2万元、购物卡6.4万元以及价值3.5万元手表一块。其中65起贿赂来自当地党政干部，多为萧县县直机关的科局长和乡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在萧县任职九年间，毋保良收受的看望礼金、购物卡就达140余万元。

　　不仅如此，萧县四大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人大副主任、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务副县长等人也被指向毋保良行贿，理由是“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纵观毋保良案、尤其是任增禄案，浮现出县级官场表层下集体腐败的现实，呈现“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共罪结构。而任增禄伏法后，129名行贿官员仅有4名被治罪，又令法律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境地。

　　县域作为中国政治版图的基础单元，县委书记则为国家执政之手足。细细剖析任增禄案所呈现的县级政权困境，厘清腐败的根源，明晰监督之缺失，方可祛除病灶，以为殷鉴。

　　一、县委书记

　　华亭县，位于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交界处，是平凉市经济最发达的县城。倚赖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华亭的煤炭存储量居于全省之冠，素有“煤都瓷镇”之称，是甘肃省内唯一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的县份。

　　据最新的《平凉地区志》，华亭及其煤矿产业，始终占据平凉最显眼的经济位置。由煤炭开采主导的一系列煤化工业，构成华亭以至平凉在工业上的经济支柱。而平凉的其他县仍严重依靠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经济总体落后。

　　就在这本市志中，作为印前的辑补内容，任增禄的名字出现在平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表格中，恰巧挤进最后一行——自2002年平凉转为地级市后，这个岗位一共产生过5位主任和10位副主任。十多年来，籍贯天水市秦安县的任增禄，是少数任此职务的外市人。

　　在中国的公务员行政级别序列中，依照从高到低的官阶排列，依次为国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以及乡镇科级。一般情况下，县委书记相对应的行政级别为正处级，排在整个序列的中后。

　　但同样是处级干部，县委书记的权力和职责要远远大于一些行政机关内的处长——在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结构中，县级政权上通省市、下领乡镇，虽然级别不高但具有完整的权力架构，因而它既是上传下达的枢纽，也是整个政权的根基。

　　2009年7月，39岁的任增禄成为中国1600余位县委书记之一。

　　技术官员

　　纵观任增禄的履历，仕途并不复杂：良好的教育背景、扎实的农口经历，这名外市来的技术官员在平凉如鱼得水。

　　1982年7月，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大学生，任增禄自甘肃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庄浪县农技中心。这一专业对口的大学生身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非常惹眼，这使得任增禄在八年时间内成为庄浪县农牧局副局长。之后他又用三年时间，当上了庄浪县的农委主任。

　　1995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为了充实领导干部梯队的战略部署，这次通知不仅强调了年轻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还要求“是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也明确要求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35岁左右的干部应有一定数量。乘着这一提干“东风”，任增禄在1997年升任庄浪县副县长。

　　在任增禄的履历表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意味着他已经不再只是一名农口上的普通官员，而是在37岁进入了一个综合性的领导岗位。这样的直接晋升在基层并不多见，按照县级官场升迁的一般路径，从副局长到副县长，中间往往要经过一次乡镇一把手的锻炼。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任增禄的仕途一片舒坦：2003年，他调任平凉市农牧局副局长、市农科所党委书记、所长。2005年，中央开始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年12月，被委以期待的任增禄来到华亭，出任中共华亭县委副书记、代县长(2006年1月扶正)。三年后，任增禄升为华亭县委书记。

　　在华亭官场人士看来，任增禄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干部：喜爱发表论文和演说，对农业产业化有自己的见解，认准的举措就会豪迈推进。但由于缺乏类似镇长、镇党委书记的乡镇锻炼，也缺乏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之类的岗位经历，任增禄并不被视为那种具有个人号召力、能通过个人魅力使人信服的领导。

　　在基层政治语境中，这样单条线成长起来的干部，往往被称为“一根筋”：他们对于条线上的业务很熟悉，对于一些专业问题精通，但综合能力上会有所欠缺，与此同时不擅平衡各类关系。

　　敏感案件

　　对任增禄案的查处起始于甘肃省纪委，最早的线索来自一份针对他个人的匿名举报。从带走调查至一审宣判，该案前后耗时仅一年，同案牵出的另四名经由司法程序处理的官员，也在短短半年内定谳。

　　五起案件由甘肃省纪委进行前期介入，随后由甘肃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进行侦查，之后案件被指定到平凉以外的基层检法部门进行审查起诉和司法审判。这种侦查起诉的配合模式，决定了案情大部分的知情权仍紧握在省纪委和省检察院手中。由于涉及百余名至今还在位的官员，这一案件背后的举报内幕，这些办案人员亦无法接触到，就连判决本身在甘肃也被“低调处理”。不仅如此，起诉书中涉及行贿人官职的部分，在判决书中也被隐去。

　　“主要考虑是案件比较敏感，所以关于该案，现在统一的对外口径都收回到纪委了。”任增禄案的公诉人佟昌新说。在案件被低调处理的另一面，“效能风暴”行动自2012年起即在甘肃全省党政机关内铺开。2012年4月24日，在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王三运痛斥干部效能低下，并表示将掀起“效能风暴”并大力惩治腐败。根据甘肃官方媒体报道，王三运当时在会上呛声：“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这次党代会后，2012年6月4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省各级机关开展效能风暴行动的实施意见》；次日，甘肃省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又印发《关于2012年度开展效能风暴行动重点工作安排》。6月7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开展效能风暴行动视频动员大会，对开展效能风暴行动的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当天下午，任增禄与平凉市的诸多领导一同，在平凉分会场收听收看了电视会议。

　　这是任增禄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会后两三天，包括任增禄在内的所有涉案官员先后被纪委带走调查。一名涉案官员家属回忆，“6月8日那天，我老公被纪委带走，第一次被纪委关了七天，之后就进入司法程序，再也没有回来。”

　　“一般能匿名举报成功，说明证据非常扎实，由此可见被举报人本身的问题非常明显，此外，举报人对被举报人十分熟悉。”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析。

　　在任增禄案的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受贿罪事实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系任增禄为建筑工程承包商承揽工程，给企业经销商谋取利益，这部分受贿事实共有16笔，涉及现金182.64万元、银行卡19万元，以及价值11万余元的金砖一块；第二部分系任增禄在干部任命、人事调整、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部分受贿事实共有129笔，涉及129名华亭县内各部门以及乡镇干部，涉及现金769.13万元、银行卡5万元，以及价值数万的和田玉、金如意、金条等礼品。

　　令案件敏感的，正是判决书的第二部分。

　　二、共罪结构

　　一个小小县域，共有129名官员向县委书记行贿，为什么涉及那么多官员？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行贿之后他们又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行贿为“买官”

　　根据任增禄案司法材料，129名涉事官员的行贿目的主要分为：为其工作提供便利、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提供招商引资关照这六大类。

　　官员们的贿赂目的，有单一、有多样。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职务调动、升迁相关，占到总体贿赂事由的七成以上。

　　在上述六大类中，最多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共有60人次，占总体近三分之一；其次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共有44人次，占到总体近五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以及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见图1)。

　　行贿目的与人事事项的紧密结合，背后原因在于县一级的用人制度上。在县级政府，按照“党管干部”的大方针，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般有着明确分工：前者负责经济发展，后者主管组织人事。在组织用人上，县委书记拥有极大的主导权，特别在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中，县委书记的作用不可替代。这样，许多干部为了升迁，会把赌注押在县委书记一个人身上。

　　根据司法材料和公开资料，这些通过行贿诉求职位变动调整的干部，最后都实现了个人目的，在行贿时间段里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调职与提拔。

　　以华亭县砚峡乡原党委书记朱维忠为例，2006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其向任增禄前后行贿11万元——与此相对应，在此期间，他的职务也经历了自华亭县交通局局长(2008年)至砚峡乡党委委员、书记(2009年8月)至县编委办主任(2010年12月)再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多次转变。

　　又如华亭县规划局局长马骥，在2006年春节前至2011年9月期间，曾先后向任增禄行贿7.8万元。与此相对应， 2007年7月起，其职务从乡调任农牧局党委书记、局长，随后历任县粮食局党委书记(2009年11月)、县粮食局党总支书记(2010年8月)、县规划局局长(2011年4月)。

　　市场化价格

　　在这个贿赂样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贿目的存在多样性，比如他们的贿赂诉求同时包含希望能获得工作便利，以及获得职务升迁。这种情况，在总体中占到21起。

　　在行贿的129个官员中，行贿额最高的为48.2万元，最低为2800元。其中前者来自华亭工业园区前党委书记王恺昀。在华亭，由于该工业园区直属省级，工业园区的一把手便属于副县级干部。调职到工业园区前，王恺昀已经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个科级位子上服务了三任领导，是任增禄突破了他的升迁瓶颈：2009年7月王恺昀被提拔至华亭工业园区主任、2010年12月其继续得到提拔，担任工业园区党委书记一职。为了感谢任增禄在提拔升迁上的照顾，王恺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先后向任增禄行贿48.2万元。

　　最低的一笔行贿额则来自华亭县档案局局长甘毓芳，2008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任增禄收受其贿赂2800元，为其提供工作便利。

　　虽然每名干部的行贿数额不同，但结合行贿目的分析可知，行贿事由与行贿数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县级的政治贿赂呈现出“市场化”局面(见图2)。

　　其中，以希望任增禄提供工作便利、帮助亲戚安排工作的行贿额最低，平均数额为1.8425万元与2.25万元；以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为最高，平均数额为9.7263万元与8.2万元。同类行贿的数额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市场价格”。

　　当行贿人一次行贿存在多个目的时，其对应的行贿数额也会水涨船高，吻合了“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潜规则。

　　从图2可知，虽然希望让任增禄推荐为副县级后备干部的个数不多，但平均数额要大大高于普通科级岗位间的调职升迁，超出近2万元。

　　所谓“副县级后备干部”，并不是一个具体职务，它相当于组织部门在科级公务员中选拔副县级干部时所确立的一个候选名单。依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于考察人选的范围，采取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等方式，最终由县里的党政领导班子产生与上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通过县委会议来确定——会议上县委书记会提出有关人选供大家讨论和投票，但一般都只是走个流程，可以说决定权仍旧在书记的手中。

　　在华亭县，副县级的干部职位不仅包括县委常委、县政府的常务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四大班子”的领导岗位，也包括安口镇以及工业园区的领导岗位。对于华亭县中的科级干部来说，进入这份名单，就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一旦有职务出现空缺，名单上的人就可以迅速获得提拔。在县级官场中，科级干部能升到副县级或以上的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科级干部只能在同级岗位之间流动与周转。这是基层干部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也是升迁路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坎。

　　提拔到副县一级的干部，也意味着进入省级组织部门的视野，因而就含金量而言，让领导推荐为副县级后备干部，分量远远超出一般的提拔调动。

　　在这种背靠背的官市中，虽然对于特定事项的行贿数额相对固定，但伴随着时间有增长趋势：在所有行贿样本中，超过10万元的共有25起，时间均在2010年之后。

　　行贿门径

　　分析129起官员贿赂的时间特点，可知与任增禄的任职不同也有很大干系。

　　2005年12月，任增禄任职华亭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次年1月，他正式当选为华亭县长；2009年7月，任增禄出任华亭县委书记；2011年11月19日，任增禄调至平凉市，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如果以任增禄担任县长(代县长)、县委书记以及市人大常委副主任为三个时间段，分别划分成第一、第二、第三区间可以观察到：大部分的贿赂横跨于任增禄担任县长与县委书记期间，自其担任县长始，至卸任书记终，只有极少数的贿赂发生在其调任平凉后。

　　这些贿赂行为的发生时间分布图(见图3)显示：贿赂仅发生在第一区间的有14起，仅发生在第二区间的有20起，仅发生在第三区间的只有1起。而横跨一、二区间的则有61起，横跨二、三区间的有9起，横跨一、二、三区间的有25起。

　　由此可知，贿赂的发生与任增禄的直接职权呈正关联性。在县级政府中，由于县委书记在人事任免、资源调配上的实际权力高度集中，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权力监管真空，在出任县委书记后，贿赂发生的数量更加频繁了。

　　任增禄上调平凉后，虽然从官阶上是县级升到副厅，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权与县委书记不可同日而语，与原来华亭官场的联系也不紧密。另外，任在升迁平凉后时间不长即被调查，其接受的最后一笔贿赂发生在2012年4月，总体受贿数也因而较在华亭时少。

　　这也意味着，在基层政权中，腐败不仅与官员的官阶高低相关，更与职务的实际权力大小及权力受到制约的状况正关联。

　　此外，据《财经》记者统计，在2008年春节、2009年春节、2010年春节、2010年中秋、2011年春节，这五个时间点上出现了贿赂数量叠加的高峰：在129起贿赂中，覆盖这五个时间点的贿赂均超过了90起。逢年过节期间的礼尚往来，成为了贿赂的便利平台，也成了见怪不怪的县级政治生态现实。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个贿赂高峰中，2011年春节尤其特别。在129起贿赂中，覆盖这一时间点的贿赂达到了95起，在所有时间点中发生贿赂的频率最高。究其原因，华亭县不仅在2010年底提拔了一批科级干部，2011年3月也是公布副县级后备干部重点考察人选的时机，对于任增禄本人而言，这也是他以县委书记身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这些因素叠加，诸多笔金额巨大的贿赂都发生在这个春节——行贿人或感谢领导提拔，或想在领导离开华亭之前，最后再搏一把。

　　这点在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一案中同有体现(参见辅文《县官沉疴》)。

　　在任增禄案129名涉事的官员中，绝大多数是华亭本地的官员，占到110名。其余依次为平凉市官员14名，庄浪县官员2名，灵台、庆阳与崇信县官员各1名(见图4)。《财经》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19名涉案的华亭县外干部，皆有在华亭工作的经历，贿赂也发生在当事人在华亭工作期间。

　　观察此案中所有贿赂行为的时间和地域特点即可知，虽然贿赂的时间横跨八年、也包含华亭之外的政府官员，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份华亭县级官场的贿赂实况。

　　贿赂“全覆盖”

　　如果对华亭的行政结构进行纵向解剖，第一分支可以分出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人大、人民团体、乡镇、人武部门以及检法两院。将此案中的行贿名单对照该行政结构观察，结果令人咋舌——在所有的第一分支中，仅人武部门和检法两院没有工作人员在行贿名单上，而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是发生贿赂的重点受灾区(见图5)。

　　以县委细分，此案中的贿赂人员涉及的县委部门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农办、档案局、老干部局、县委党校、机关工委——也就是说，在县委组织架构下，仅统战部、编委办和信访局三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对县委书记的行贿。

　　以县政府细分，贿赂人员涉及的部门有：政府办公室、发改局、工信局、教育局、民族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社局、国土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牧局、林业局、旅游局、卫生局、人口局、审计局、环保局、安监局、统计局、食品药监局、规划局、公用事业管理局、县志办、地震局、爱卫办——如此细列意在说明，除了供销联社，华亭县政府下29个分支部门几乎被这份贿赂名单完整覆盖。

　　此外，从华亭的乡镇一级架构来看，其所有五乡五镇的一把手，以及东华街道办和工业园区主任，也均在贿赂名单之列。不仅如此，如总工会、团县委、妇联、科协、工商联、残联这样的人民团体，以及地税局、工商局、质监局、邮政局等省直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都在贿赂名单上有所入列。

　　这些行贿人员主要以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局长或主任等科级、副科级干部岗位为主。还有五位副县级干部也在此列，其中有三位是政协常委委员，两位是人大常委委员。

　　不过，名单中没有时任县委常委。从权力架构来分析，县委常委的任命权在省市一级，县委书记的辐射能力有限。

　　这些行贿干部中，县委、县政府部门的官员诉求主要在于职位升迁和调动，省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则希冀通过贿赂来获得工作便利。

　　在县委书记的贿赂天平上，不同的部门含金量自然也不同，寻租价格也存在差别：除了常委层面的副县级的干部，像安口镇党委书记、工业园区党委书记虽是划在乡镇一级，但都享有副县级待遇的官阶，例如前后两任工业园区党委书记赵岗、王恺昀，他们对任增禄的贿赂“价格”分别为24.5万元和48.2万元；此外，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各乡镇的党委书记，这些未来有着很大晋升前途的岗位，也是职位调动中的热门，如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现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以及前东华镇党委书记，对任增禄的贿赂“价格”都是14.5万元，和这些岗位有关的贿赂，贿赂数额明显要高出一般的科级干部。

　　而人大政协这样退居二线的部门，相对发生的贿赂数额就要低得多，例如现县政协环境委员会主任，向任增禄的贿赂“价格”只有6000元。

　　除此之外，《财经》记者发现，发改局、司法局、教育局、住建局、工信局、民政局、林业局、安监局、人社局这些较有实权的政府部门，之前一两任的局长也出现在行贿名单中。也即是说，在这个市场中，同一个官职对任增禄不止行贿一次。

　　上行下效

　　在行贿与贿赂呈现几乎令华亭党政机构全军覆没时，《财经》记者发现，这129名涉事干部，只有极少数进入司法程序，其中4名最终受到审判。

　　这四人分别是王恺昀、王华、陶玉宏和赵岗。被查处之前，他们分别担任华亭工业园区委员会主任、华亭县东华镇镇长、华亭县教育局局长以及平凉市城建局副局长。

　　据法院认定，陶玉宏同时触犯受贿罪与行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恺昀同时触犯贪污罪、受贿罪与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6个月；王华与王恺昀罪名相同，最终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10年；赵岗的判决，目前法院未能公开，据《财经》记者了解，其亦同时触犯受贿罪与行贿罪，最终获刑8年。这四名随着任增禄一同落马的官员，一审判决后都未提出上诉。

　　交叉比较陶玉宏、王华、王恺昀与任增禄的判决书可以发现：三人向任增禄的累计行贿金额超过10万元，而各自的累积受贿金额则在76万元、96万元和44万元。显然，投入与产出存在4倍以上差价。他们的行贿和受贿行为主要发生在2011年春节拜年期间。

　　回顾办案过程，曾参与这些个案的主审法官和公诉人士皆表示，“当事人的认罪态度好”，“办案比较顺利”。

　　当下在华亭，官员们对“任增禄”这个名字都讳莫如深。在任增禄被查一事明确后，华亭全县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明确对该事不再议论讨论。

　　三、人在官场

　　多数行贿人无恙

　　为何129名行贿官员，只处理了上述4人？《财经》记者走访审理这四案的检法两院，得到的回答是：主要因为在当事人行贿之外，其还存在贪污和受贿犯罪。

　　目前，华亭当地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在3000元左右。如果没有灰色收入，这些干部仅凭工资，殊难向上级一次次支付数万元贿赂。“这些案件中，行贿和受贿往往都是交叉在一起的，从受贿对象那里收来钱，然后再向上级行贿，这种模式很常见。”会宁县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

　　同样的问题是否发生在其他125名干部身上？《财经》记者向甘肃省纪委分管该案的官员询问，任增禄案中是否还会有官员被后续查办，但得到的回应是，该系列案基本已经办结。

　　在甘肃省检察院这一方面，检方也未透露案件的司法标准：对于哪些受到牵连的干部必须深查？其中的标准何在？这仍是谜团。

　　《财经》记者经实地调查核实发现，除了已经交由司法处理的上述四名干部，绝大多数官员目前都在原职，只有少部分经历了地域岗位上的调动，并没有发现有人被开除原职。

　　在平凉和华亭，记者见到了名单中涉及的部分官员，当提起任增禄案时，他们否认了自己曾经对任增禄的行贿行为，表示这只是“逢年过节的正常往来”，“在华亭很正常”。

　　招商引资潜规

　　对于华亭，“煤都”这样的标签也意味着其独有特征。作为一个资源型县份，最近两年，由于煤炭产业连续不景气，华亭全县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连续下降，也继而影响了华亭县以至平凉市的财政收入。如何摆脱对煤矿产业的依赖，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当下难以挥去的隐忧。

　　与此同时，华亭周边的崇信、灵台等县也发现了潜在的煤矿资源，开始开采增收。华亭县委宣传部官员介绍，周边农业县的崛起，无形间加剧了区域间的项目竞争，因而如何开拓新资源招商引资，成了华亭近年的工作重点。

　　“原来平凉的煤炭开采基本在华亭，这能带来能源循环利用、煤炭开采后的项目工程，许多都是中央下来的，但现在华亭的优势已经渐渐没了，在发电站、煤矿等项目申请上，我们就和周边的县城一样。”上述官员说。

　　这种招商引资的压力，又传导下放到每个县级党政机构。为此县委、县政府内部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指标以及激励规定，推行“全员招商、全民创业”。在外出招商引资过程中，公款使用的不规范、为获得项目发生的内部交易等，极容易滋生贪腐。

　　“为了招商引资，你总要招待别人，就算招不到商，也还得吃饭住店啊！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带，就只能把公款打到卡上。”一名涉案官员的家属称，招商引资中的一些行为并非官员有意贪污，存在公款使用的问题。不过，这名家属坦言，在招商的压力下，行贿无法避免。“现在搞项目建设，县里的要市上批，市里要省上报，省上要中央报，这些关系除了平时要打点好，逢年过节也要维护吧？做一个项目太难了！”

　　“现在反贪污贿赂工作的侦查就是要紧跟工程。”甘肃一位基层检察人员总结，对于处在经济转型中的西部，当交通、河道、绿化、矿产这些项目在激活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正成为官场腐败的利益点。

　　然而，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人情往来，以及基层官员日益增长的反调查智慧，已逐渐成为反腐工作的突破难题。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

　　目前，甘肃省正在刮起的“效能风暴”带来了一些改变，收效如何尚有待观察。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分析，甘肃开展的效能风暴行动对于兰州官场有一定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西部政府机构内一直存在着消极、懒散、腐败的作风，效能风暴从政府组织建设、能力、执行力方面、工作管理效率方面抓起，对于改变各级机关作风有作用。

　　“为此省纪委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也公布了电话方式。”何文盛认为，甘肃省内效能风暴的开展与办理任增禄案件有一定内部关联，但更多的影响来自过去一年里中纪委的强势和发力，“在中央的导向下，地方纪委在理念、管理思想上都有所变化”。

　　不过，在华亭当地，反腐的宣教，仍沿循着教育短信、广场文化宣传等模式。更有甚者，参与当地“效能风暴”交流分享会的发言领导，不少都是任增禄案行贿名单上的当事人。在现实的腐败链条前，这样“以文化馆和博物馆为核心”的做法不堪一击。

　　当潜规则跃上台面大行其道时，华亭本地的监管机制显得孱弱难为。在任增禄案的官场地震后，县级的纪检部门无心也无力对涉案的官员进一步监督。

　　任增禄案行贿名单对县委部门和县政府部门一把手的覆盖程度，体现出县委书记的集权特征，也揭露出“明码标价”的买官现象在基层已如疽附骨，几无幸免。当基本上所有分支机构的局长、党政一把手，都逃脱不了贿赂的干系，靠金钱作为敲门砖时，权力大小成为主要指标，行政能力必然被边缘化，只凭能力上位，在基层往往成为空想。

　　再看安徽，在毋保良之前，安徽另一个县——颍上县是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却先后倒下两任县委书记。前任张华琪因为敛财5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任书记徐波先后142次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136.1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个早已摆出来但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谁来监督县委书记？

　　接二连三的案例揭示出：在县级政权中，县委书记作为一把手，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极易异化为事实上最大的吸金者，更形成共罪结构，带来集体性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