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 十多年前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丈夫风尘仆仆从窑厂拉土回来，用沾满泥沙的手递给李桂英今天的工钱。她心疼丈夫，让他把钱自己留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李桂英。那年，她尚年轻，还是一个沉浸在丈夫疼爱和一茶一饭的幸福女人，这是一个以爱为起点的故事。

　　1998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这一切，丈夫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据项城市公安局的通报：“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的齐学山、齐保山、齐扩军、齐海营四人怀疑李桂英夫妻举报其四人计划生育超生而怀恨在心，曾事前多次预谋。”案发后，5名嫌犯销声匿迹。

　　十七年间，李桂英自学法律，拜访上千户村民求线索、花费几十万、辗转十几个省市追凶。根据她提供的线索，4名嫌犯归案。自去年被媒体报道后，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最后一名嫌犯也在15年12月落网。

　　6月17日，最后两名抓获的嫌犯齐好记、齐扩军故意杀人一案在河南省项城法院开庭审理。

　　被媒体广泛报道以来的这半年，“上百个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来我家找我帮忙出主意”，很多导演也和她联系，想把她的故事搬上银屏。

　　对于未来，李桂英对法制晚报记者(公号ID：fzwb_52165216)说，希望凶手依法判决，自己想好好照顾孩子，看他们慢慢长大、成家结婚。

　　从追凶到追责 还在等公安问责结果

　　法制晚报：这几天等这个开庭是什么心情？

　　李桂英：心情很复杂，喜忧参半，喜的是如果凶手判处死刑，就可以告慰亡夫，忧的是如果凶手判不了死刑，怎么能安慰生者。

　　凶手没抓到以前，每天惴惴不安的，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们。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心里的石头放下了。这半年不用追凶了，主要是忙着追责。

　　法制晚报：主要追责什么呢？

　　李桂英：我的丈夫在1998年1月30日被同村村民齐学山、齐金山、齐保山、齐阔军、齐海营五人杀害，但项城市公安局未积极办案。1998年1月30日案发时正值大年初三，5名嫌犯连夜逃逸。派出所还将犯罪嫌疑人齐海营户口注销，重新以“齐好记”为名给齐海营上了新户口。

　　法制晚报：到目前为止，追责这边有什么进展？收到公安那边的答复了吗？

　　李桂英：项城市公安局明确表态成立倒查组，追究不同时期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我们还在等公安的问责结果，但具体进行的那一步，我还不太清楚。

　　“我家成了全国刑事案件聚集地 当事人找我帮忙出主意”

　　法制晚报：你的事迹被新闻报道后，生活有什么变化？

　　李桂英：我们家成了全国刑事案件的聚集地。太多的人和事需要帮助，我却势单力薄，无能为力。

　　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南宁、山东、安徽等很多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来找我，让我给他们出主意。一天多的时候有三四波，半年来，差不多有几百个人找过我。

　　他们去我的老家齐坡村，去了以后才知道我已经搬家了。有的甚至还带证人一起来。

　　我的事被媒体报道以来的这半年，有很多编剧、导演和我们联系，想把我的故事作为原型，拍成影视剧。让我们和他们签原型人物授权。

　　被报道后，有时候上街上买东西都会被认出来，他们会很热情的找我合影。

　　法制晚报：对于各地案件当事人的求助，你是怎么回应他们的？

　　李桂英：我会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更多的学习法律知识，按程序反映问题。也有公益律师找到我，我让他们和我的律师对接。律师建议以我的名字成立李桂英法律服务网站，来帮助更多的人。

　　追凶十七年花费几十万 拒绝社会捐款不想再欠人情

　　法制晚报：家里的铆钉厂的生意怎么样了，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李桂英：家里的生意和以往没什么区别。我之前长期在外捉凶，那时心情也不好，整宿睡不着觉，生意开一天，停一天，很多客户都流失了。现在孩子们也能挣点钱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从外边借一点儿钱。

　　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地和做钉子。孩子们计划把卖钉子和互联网接轨，在网上销售。

　　法制晚报：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做些什么？

　　李桂英：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去年才毕业。现在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下了班就开始看书。现在几个孩子都上班了，都有正式工作了。

　　法制晚报：您之前提到，你十多年来的追凶，亏欠孩子，欠亲戚朋友太多，这句话怎么讲？

　　李桂英：因为追凶，我的几个孩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特别是我家老二，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我追凶也需要钱，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我就劝他不要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帮我挣钱。我认为他聪明，个子长得高，可以担当起一个家了。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我就去新疆找仇人。

　　我冬天回来时，刚进家门，就看到二儿子站在院子里给机床擦油，浑身上下油腻肮脏，两只小手还长出了冻疮。看到我之后就哇哇大哭，“我不做钉子了，我也要去上学。”

　　我们家以前挣得很多钱都花在追凶上了。我的亲戚朋友也帮了不少忙。我哥和姐，他们都借了我几万块钱了。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的时候，就是我哥给我交的。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借的钱都不让我还了。

　　但是我过意不去，几个孩子也陆续能挣钱了，我也让他们把欠别人的钱还上。也有很多人想给我们捐款。

　　法制晚报：收到的捐款多吗？对这些捐款你是怎么处置的？

　　李桂英：一个云南的人大代表，给我充了500块钱话费。还有好多人向我要银行卡号。别人捐款我也不想要，因为我感觉良心上过意不去，都拒绝了，不想再欠别人人情。我想慢慢自己挣。

　　法制晚报：追凶这些年的花费大概有多少？

　　李桂英：大约也有个几十万吧，大部分是和亲朋好友借的，还有钉子厂赚的钱。

　　自学《刑法》、《侦查学》 拜访上千户求给提供线索

　　法制晚报：为了捉凶，都做了哪些准备？

　　李桂英：我会看很多专业书籍，《刑法》、《民法指南》、《侦查学》等，学会了很多抓捕和寻找线索的方法。比如从《侦查学》中学习了摸清情况排查虚假信息，也做了大量笔记。

　　我也会去看电视台的《天网》、《一线》、《今日说法》等法制节目来学习。看的好多东西也容易忘掉，我还会再多巩固。法律是学不完的，学法只是第一步，学完了还得懂法。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就会请教律师。我要是不学法律，就永远都抓不到齐金山。即使现在凶手被抓住了，我也在一直看，每天孙子睡着后或者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会看一下。

　　法制晚报：这么多年是怎么布下线索的？

　　李桂英：因为我们村子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我会去挨家挨户去拜访。和他们说要是出去打工看到了告诉我一下。

　　我会听他们和我说话的口气来辨别他们是否愿意帮忙。对于愿意的，我会带着礼物二次拜访。有时候我宁可自己不吃，也得去在拜访的时候给他们送到。

　　除了我们齐坡村本村的，我还会去附近的村庄拜访，求他们给我提供线索。因为外村的人不认识这些嫌犯，我会去打印店把他们的照片打印下来，光是照片就打印了上千张。这些年来，我拜访过的人家也有几千户了。

　　1998年追到的两个凶手齐保山、齐学山就是村子里的人到镇上发现的。他们回来时给我传话，让我跟他一起去看是不是。我一看是他们，就报案了。

　　法制晚报：因为悬赏给自己提供线索的人也花了不少钱吧？

　　李桂英：大部分人提供线索都不要酬劳。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人想利用我找线索急迫的心情来骗钱。

　　有的人会和我说，“我知道一个线索，但是你得先给我两千块钱，我才告诉你。”刚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时候我还要从亲戚那里借钱给他们。但是很多是假线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哥就劝我，你不能再随便给别人钱了，孩子还要上学，后来我就不轻易给了。

　　通过查通话清单给警方提供线索 被嫌犯家属报复拽掉一绺头发

　　法制晚报：这么多年的寻凶，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李桂英：齐学山和齐保山刑满释放回家，出狱不久就张罗在老家盖房子。我知道后心里很疑惑，“刚出狱的人怎么会有钱盖房子”，因为齐学山、齐保山和齐金山是三兄弟，我就猜测是不是齐金山在暗中资助。

　　经人指点，我找到了齐学山的电话号码，想办法打印出他的通话清单。清单上有一个新疆号码频繁出现，我怀疑号码为齐金山所有。

　　我把电话号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给新疆警方。不久后，警方就传回一段视频让我辨认，视频里的人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齐金山。

　　法制晚报：17年在路上的追凶有特别窘迫或者心酸的时候吗？

　　李桂英：有一次去新疆找人，刚下车身上的钱就被偷了。只能靠捡瓶子卖钱。以前我也是民办教师和村干部，生活也很讲究。但是追凶的时候沦落到像乞丐一样，住在别人屋檐下，向他们乞讨吃喝，那段时间，不是人吃的饭我都吃，觉得很没尊严。

　　去新疆的追凶的时候，新疆那边还很冷。导致我落下了手麻、肩周炎等后遗症。现在我两条腿因为有关节炎都不敢走远。

　　法制晚报：在这个过程中有被报复的时候吗？

　　李桂英：齐金山娘家那边见到我会骂我，对我说，假如我再告齐金山，就要杀我全家。还有一次我去地里种麦子，齐金山的老婆和母亲找到我，把我打了一顿，我的头发被拽下一绺。幸亏村里的人看到了，把她们拉开了。后来我们家就搬到了南顿镇。

　　从那以后，我出门都会很注意。一般人少的中午和晚上不出去。为了防止报复，家里也会养狗、安装摄像头。

　　法制晚报：在齐坡村，大家对您追凶17年是什么态度？

　　李桂英：大多都很支持我。鼓励我应该这样做，要不对不起孩子爸爸。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风言风语。劝我别追了，人死不会复生，说凶手跑了几年就算了，还有一些人觉得我精神不正常。

　　法制晚报：为什么会一直坚持？

　　李桂英：好好一个人没了，凶手也跑了，觉得孩子他爸爸冤。我和孩子爸爸感情很好。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帮一个窑厂拉土，晚上快十一点了才回家，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泥沙，一见我就递给我一叠钱，说他一天拉了十六车的土，这是今天工钱，你收着。我心疼他，就让他把钱留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我。他对我很信任。

　　孩子小时候，每当哭闹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烦。他会安慰我，去哄小孩替我分担。有好吃的都给我留着。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心里有啥烦心事也会跟我讲。

　　他文化水平比我高，会和我讲很多知识和道理。孩子爸爸去世后，我总会梦到他，他说欠我的太多了，下辈子还跟我做夫妻，也和我说要想办法把几个凶手找到。

　　我总觉得不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对不起他。

　　希望凶手依法判决 未来想好好照顾孩子

　　法制晚报：在1998年出事之前，那时您和丈夫对生活有什么期待？

　　李桂英：那时候我丈夫精通机械，铆钉厂的生意很红火，我们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楼房。他当时总和我说，要把五个孩子全都供上大学，最低得大学本科毕业，给他们给买房买车。

　　法制晚报：怎么看待追凶的这十七年，心里有没有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李桂英：这17年，我一边追凶、一边拉扯孩子、做小生意种地、一边照顾两个老人，很累。 人生只有一个17年，再找下一个17年已经没有了。

　　我丈夫生前和我说过，假如铆钉厂的生意不好了，就去做汽车配件。但是17年过去了，我今年已经60了，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做这个了。

　　法制晚报：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李桂英：想让凶手得到依法判决。好好照顾孩子，多赚一些钱，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看着小孩慢慢长大、成家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