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大礼堂里，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在人们热切的期待中，一位矮小瘦弱的老修女激动而安详地走上了领奖台。她是那样瘦小，以致人们努力抬头，也只能看到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脸。

　　在授奖仪式上，她说“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个奖项。”获奖后，她把卖掉奖章的钱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

　　这是继史怀泽博士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最令人欣慰的得奖者。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2010年8月27日，是特蕾莎修女诞辰100周年。特蕾莎出生地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希望在其百岁诞辰到来之前，将其遗体运回国内重新安葬。印度方面则表示，“特蕾莎修女是印度公民，她如今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息。”

　　特蕾莎没料到，自己死后多年，遗骨会成为多国争夺的焦点，她在1997年去世前，曾说过：“从血缘上讲，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从公民身份上讲，我是印度人，但从信仰上讲，我属于全世界。”

　　18岁放弃家庭去修道

　　“50年来，丝毫没有动摇过决心”

　　特蕾莎本名艾格尼丝，1910年8月27日出生在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个商人家庭，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的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尼古拉斯 波亚修与一位意大利人合伙经商，经常对地方上的教堂慷慨解囊。他曾告诉艾格尼丝：“在你还没有准备好把食物和别人分享之前，自己也最好别去动它。”艾格尼丝一家经常给当地贫苦人食物和金钱。慈善的种子早就种在艾格尼丝的心田。

　　尼古拉斯对子女管教很严，但思想前卫。在当时女子受教育并不普及的情况下，他就鼓励女儿接受教育。同时，尼古拉斯也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主张阿尔巴尼亚从马其顿的统治下独立出来。

　　1919年，尼古拉斯前往贝尔格莱德与其他阿族公民领袖商讨政事。宴会后不久，他突然感到不适，有内出血迹象，有些医生揣测是食物中毒。次日，尼古拉斯接受了手术，却最终未能幸存。尼古拉斯的突然离去对这个家庭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当时艾格尼丝只有9岁。

　　尼古拉斯死后，他的生意伙伴将他的所有生意和财产据为己有，艾格尼丝一家除了居住的房子外，一无所有。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卓娜总是会对孩子们说：“天助自助者！我们一定要自助，为了上帝的缘故！”不久，卓娜开了一间小店，以卖衣料、手工织毯和刺绣维持生计。

　　艾格尼丝深受母亲奉献上帝的信念影响，她相信母亲的话：为上帝工作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不需要获取别人的认同。卓娜经常告诉孩子们：“你们做善事，不要勉强地做，要像是在岸边丢小石子到大海那么自在才好。”在卓娜的努力下，整个家庭笼罩在宗教的气氛之中，他们靠对上帝的虔诚度过艰难岁月。

　　1924年，一位耶酥会神父来到了斯科普里，创设了圣母会的一个分会，艾格尼丝立即加入教会。此时的艾格尼丝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那时的高中毕业生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女高中生就更少了，全家人都认为她会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但艾格尼丝在教会中得知印度孟加拉有一个罗雷多修道院。接受上帝的召唤压倒了一切愿望。当时，她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罗雷多修道院的一分子。

　　女儿准备前往印度的决定，让卓娜感到为难。她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24小时，由于她本人也是一位教徒，最后勉强同意，并告诉艾格尼丝：“就把你交给上帝，随上帝前行吧。”

　　很多年以后，当被问及早年的生活时，特蕾莎这样回答：“ 18岁以后，我发誓要遵从上主的安排，我要放弃家庭去修道。从那以后的50年来，我丝毫没有动摇过决心。我知道这是上主的旨意，是他的选择，不是我个人的选择。”

　　告别修道院走进贫民窟

　　“如果要为穷人服务，必须把自己变成穷人”

　　1929年5月，艾格尼丝还没来得及完全适应罗雷多修道院的生活，就被派往印度的大吉岭分院去初学。临行前，艾格尼丝给自己取了教名“特蕾莎”，这个名字来源于传教士的主保圣女，艾格尼丝希望自己能像圣女特蕾莎一样，为了展示上主的爱奋斗一生。

　　两年的初学结束后，特蕾莎被派往加尔各答，在劳莱德修女会创办的圣玛丽中学教书。不久，又被任命为校长。在整整17年的教书生涯中，特蕾莎修女充分显露了她在管理方面的才能。修女们都认为，她真正的才华和能力，还是在于她对人的友善和关心。她曾这样描述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教学经历：

　　当我们彼此了解更多时，……她们无法抑制喜悦的心情。她们围着我开始又歌又舞，直到我把一只手放在每个脏脏的小头上。从那天开始，她们管我叫表示“母亲”的“妈”。使心灵单纯的人快活是如此容易！

　　尽管任教的经历是愉快的，但特蕾莎很快意识到，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外，有一部分人更需要她。

　　1947年，取得独立的印度，被分为了两个国家，西为巴基斯坦，东为印度。这两个国家信仰不同，经常发生冲突，产生成千上万的难民，居住在贫民区里的人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加尔各答凄惨的生活状况在全世界都出了名，曾被尼赫鲁形容为“噩梦之城”。

　　修道院的高墙把加尔各答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内，安全舒适；高墙外，是混乱和贫病。修道院的生活越是舒适，特蕾莎内心的不安就越强烈。

　　特蕾莎从外面带回24个女孩，试图教她们读书。但这些在街头流浪惯了的孩子，根本不习惯修道院安静整洁的生活，竟然集体逃跑了。这件事给特蕾莎极大的震动，她意识到：如果要为穷人服务，就必须走出这道高墙，把自己变成一个穷人，否则，这种服务就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

　　1947年2月，特蕾莎获得罗马主教教廷的特准，即可以居住在修道院外，以修女身份继续从事传教工作。次年，特蕾莎脱下穿了17年的罗雷多修道院深色会服，换上了这件莎丽服。

　　特蕾莎离开修道院时，神父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你，修道院的大门将始终为你敞开着。但我们会为你祈祷成功的。”神父的话使特蕾莎深受感动，她再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泪水。她依然坚定地说：“如果这是上帝的工作，就一定会成功。”这一年，特蕾莎38岁。

　　尽管，特蕾莎期盼能与穷人生活在一起，但她后来形容离开修道院的心情时说：自己也没想到，告别竟然成了一件如此困难的事，比当年离开家更令她难过。如果不是靠着对上帝的坚定信念，是绝对没有勇气走出这道高墙重新开始的。

　　对上帝有着坚定信念的特蕾莎也曾产生过信仰危机。生病时，孤独和软弱导致的迷惘，像魔鬼的诱惑一样，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扰。《来做我的光:“加尔各答圣徒”私人档案》一书披露了特蕾莎修女亲手写下的文字。“我没有信仰——我不敢说出堵在我心里的话语和想法……这让我活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之中，”这是特蕾莎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中的话。特蕾莎的内心斗争展示了她凡人的一面——她并不是一个从未对上帝或生活的终极意义有所怀疑的石膏圣人。

　　创办临终关怀院和麻风病收容中心

　　“最大的罪恶是缺少爱与慈善”

　　特蕾莎在印度时，衣食住行都极其简单。即使外出需要，她只穿鞋，不穿袜子，甚至是在寒冷的冬天；她只食用简单的食物，即使生病时，也只是吃盐和米饭。

　　特蕾莎后来出国参加会议时，常常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个纸包里，再用一根绳子捆一下，这就算是行李了。在印度，这种纸包通常是穷人才用的包裹。一次，特蕾莎提着一个草筐前往美国参加底特律分会的落成典礼，前来迎接她的同工看到她提着这样的行李走出飞机场时，不禁落下泪来。

　　不仅是自己，特蕾莎还让其他修女，在衣食住行上都努力保持清贫：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没有冰箱、洗衣机，甚至连肥皂和刷子都没有。特蕾莎说：“除非你过贫苦者的生活，否则你如何了解他们？”

　　1953年，特蕾莎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正式设于加尔各答，服务于最贫穷的人，“照料伤残孤苦之人，并且教育流浪儿童，探望乞丐及其子女，安置被遗弃被驱逐未蒙爱之人”。

　　临终关怀医院（也叫“垂死之家”）成立于1954年，是特蕾莎创建的专供垂死者和贫病者的安息之地。每天，修女们从街道旁、阴沟里，有时甚至是从火葬场和坟坑里救起那些穷病伤残者，或濒死者。他们有的浑身溃烂；有的伤口处生满蛆虫，身上爬满蚂蚁……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一生都没有洗过一次澡，而修女们却温柔地为他们清洗，包扎，不抱怨，不嫌弃。一位老人，在入院的当天傍晚就死去了。他是特蕾莎从垃圾桶里找到的。老人临死时泪流满面，感激地对特蕾莎说：“是我儿子将我扔在外面的，我一辈子活得像条狗，但现在我却死得像个人。”

　　在临终关怀医院刚刚建立的时候，经常有人把孩子丢在门口。特蕾莎便在院旁成立了一个儿童之家。儿童之家除了收养弃婴，还兼作产科医院和学校。特蕾莎说，在所有穷人中，恐怕没有谁会比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更可怜了。刚捡回的婴孩，几乎个个都有轻重不同的残疾。修女们细心地给他们洗澡、喂奶、喂药，除此之外，修女们还会抱吻孩子，逗他们玩乐，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温暖。时至今日，加尔各答的儿童之家已发展成一个有几栋高楼，设施相当完善的机构，其中，门诊部专门为穷人的孩子看病，每周要接待约2000个病人。

　　特蕾莎的行为曾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她损害了教会的形象和尊严；一些印度“爱国者”抗议，说她让加尔各答这座城市和贫困划上了等号，在全世界起到了负面宣传的作用；更不用说，她一直面临教派矛盾和种族冲突，随时都可能有人冲过来对她高喊“滚出去”。但是特蕾莎没有退缩，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穷人。

　　随着社会上参与仁爱传教修女会人员的增多，特蕾莎把帮助的范围扩展得更广。1957年底，印度政府同意特蕾莎在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建第一所麻风病收容中心；不久，修女会又将会务拓展到其他国家，修女们从此可以奔赴世界各地为所有的穷人服务了；1969年，特蕾莎修女国际合作协会成立，允许非神职工作者的加入；1980年，修女会的所有收容之家开始向吸毒者、娼妓和受虐待的妇女开放；1985年，第一所艾滋病医院在纽约建立；1988年，为拯救因核意外而受到辐射伤害的人们，特蕾莎向前苏联提出申请，促使一所位于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救济中心迅速建立……渐渐地，崇拜特蕾莎的总统、传媒大亨和工商巨子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捐钱给仁爱传教修女会，截至1997年特蕾莎去世，修女会已拥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六百所会院，分布在127个国家，共有来自111个国家的修女修士7000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修女来自印度的中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出生于婆罗门阶层的贵族小姐。

　　20世纪获奖最多的人

　　“我觉得悲伤，因为我们做得那么少”

　　特蕾莎以自己的付出而成为了20世纪获奖最多的人，一生大约获得过80多项荣誉和奖励。但她却说：“有时候我觉得悲伤，因为我们做得这么少。许多人赞扬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人类的痛苦却无边无际。”

　　1979年12月，特蕾莎到挪威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准备设宴庆贺，特蕾莎却要求把宴会取消，将餐费用于加尔各答的穷人。宴会的花费大约7000美金，而这豪华国宴只能供135人享用，但是如果把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可以让1.5万印度穷人饱餐一天。评奖委员会委员长萨涅斯同意了特蕾莎的建议。在她的影响下，颁奖仪式一结束，挪威的邻国瑞典立即发起全国性的捐助活动，一次募集的款项就达到了40多万瑞币。

　　特蕾莎获得了丰厚的荣誉，显赫的名声，世界各地有无数的人敬仰她，把她看成“活圣人”；美国《时代》周刊，曾以一篇题为“活在我们中间的圣者”的文章报道过她。但她仍然和从前一样默默地工作着，她作为一个修女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1980年6月，一个仰慕特蕾莎的西班牙青年辗转多地，最终见到特蕾莎时，他看到这样的情景：特蕾莎正在修道院后院工作，手把手地教几个小修女晾晒衣服。她对小修女们说：如果不把绳子固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和适当的高度，房屋的阴影就会妨碍衣服晒干。

　　事后，这个青年对他的朋友说：“真是令人惊异，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一个圣人，居然在晾衣服。”

　　而在加尔各答，人们甚至常常看到这个享有盛名的老修女，坐在货车车厢高如山包的面粉袋上左摇右晃。许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如此奔波劳碌。特蕾莎说，如果不押送，这些送给穷人的面粉，就有可能被偷走。

　　个人财产一双鞋三件衣

　　“人生仍然有价值，只要有爱”

　　老年的特蕾莎，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1985年1月，她应中国天主教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在滴水成冰的北京，她仍旧穿着那件薄薄的白色莎丽、那双半旧凉鞋，只不过在莎丽外面加了一件旧毛衣。

　　1986年，特蕾莎因患严重的白内障，在纽约圣文森特医院接受了眼科手术，结果一只眼睛被摘除。1989年因劳累过度，她又患上了心脏病和关节炎，严重的炎症几乎使她的双腿变形。就在这一年，她被迫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了一次心脏手术，医生为她安置了一部电子心脏起搏器，在最后的几年里，她基本上是靠这个起搏器维持生命。1990年，她以健康为由，辞去了仁爱传教修女会总会长的职务，半年后，在修女们的坚决要求下，又重新走马上任，这一年她已年届八十岁，健康状况极其糟糕。

　　1996年8月，在10天之内，她三次心脏病发作，有一次，心脏已经停搏，医生不得不使用电休克，才勉强挽回了她的生命。不久，她又染上了肺炎、天花、脑血栓、慢性肾病，每天不得不接受3次人工输氧。次年8月，特蕾莎前往罗马接受教皇祝福，她是背着氧气桶去的。

　　特蕾莎87岁寿辰之时，修女们在加尔各答为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典，并且专门为她敬献了一台特别的感恩祭弥撒。

　　1997年9月5日晚9点30分，特蕾莎因心脏衰竭在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安然辞世。去世时，她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粗布莎丽。

　　印度政府宣布为特蕾莎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总统取消了官方活动，总理亲往加尔各答敬献花圈、发表吊唁演说。

　　9月7日，远在罗马的教宗若望 保罗专门为特蕾莎献上了一台追思弥撒，教宗说：“这位举世公认的穷人之母，为所有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即向我们见证了上主的爱。她的经验使我们知道：就算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刻，人生仍然是有价值的，只要有爱。”

　　特蕾莎把一切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8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有时你需要做的只是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微笑，听听他说的话，这就够了。”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特蕾莎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