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多数导演，似乎已丧失了对悲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谎言、虚伪和娱乐成为一种潜在标准，不再诞生悲剧的电影艺术，等于停止了对人类真实存在的探究。战争、地震、饥荒，都是让人类感到残酷的存在方式，冯小刚这个曾经的喜剧导演，却通过《一九四二》把镜头对准了它们。
电影《一九四二》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从1942年春，河南各地开始出现冰雹、大风，然后是遍地大旱、蝗灾肆虐。饿殍遍野之时，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
这场灾难有天灾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与当年国民党官僚体系的军政矛盾、官员腐败、沟通不畅等有关。灾民们或饿死于本乡，或在向西逃荒的途中病死或饿死。从应对大饥荒的迟钝和无序，我们可看出国民政府即将面临衰落的命运。
《一九四二》的结构方式独特，有三条主线，一个村庄的饥饿与逃荒、国民政府的行为方式、记者白修德采访和拯救行动。这三条线索，最终因为几百万灾民共同的悲惨命运，凝而为一，使影片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戏剧张力。
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一定读过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书，但电影表现的情节，却似乎在证明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即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卖了；张默饰演的栓柱，为保住孩子的风车，丢了性命。在冯小刚镜头中，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
冯小刚拍的是一部敬畏与悲悯的电影，他敬畏那些苦难中无辜的逝者，他悲悯的是被饥饿和苦难伤害的人性，但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一九四二》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演员的表演克制而准确，这种对苦难和人性的审视，像在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寻找第二次生命，那些在饥饿中死去的人，通过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摆脱曾经的苦难重负。
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因此《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
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大白于天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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