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激发经济活力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就像一趟高速行驶的列车，它已经超速超载，却还在加速加载。
截至2012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接近2亿，平均每5个工作者(20~59岁)需抚养一位老人；20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亿，平均每两个工作者就得抚养一位老人。
未富先老。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和美国人相差无几，但人均收入却只有美国的1/10左右，且全国只有约1/3的老人是以退休金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把老龄化问题放在中国的经济坐标中研究就会发现，中国老龄化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或是赡养老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甚至国家命运的新国情。应对老龄化问题，最主要的是给经济“开源”，激发经济活力。
老龄社会的三大“新国情”
“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着新的国情、新的机会和挑战。但是，若从最简单的大的线条去看，无非就是三条。”王丰提出三条“新国情”：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将放缓；政府刚性支出的需求必将加大。
在王丰看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增强了，但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的公民所期待的也不再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他们期待医疗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良好的空气、通畅的道路等等。
但“如果我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经济停滞在这个水平的话，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和欧洲、日本不同，他们的经济是在一个收入水平比较高情况下徘徊，他们担心的是在高福利的情况下，福利支付不了的问题；而我们的福利体系至今还没有创造起来。另外，日本、欧洲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没有中国这么大。”王丰指出，中国处在一个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停滞的话，各方面的挑战会非常大。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王丰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经济增速放慢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要放慢。
和财政收入增长减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来政府的刚性支出的需求将要加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面对三大“新国情”，中国需要“大改革”。在王丰看来，未来中国的改革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使中国经济能够释放出活力的改革；另一方面的改革则是包括养老体系建设、医疗制度、养老金制度、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改革。”
低生育率将加剧未来养老负担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几乎没有留下准备应对挑战的时间。中国仅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一半的时间，就把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提高到了70岁，仅用了西方1/3的时间，就把生育率从每个妇女生5个孩子降到了两个左右。
王丰指出，除了过快的老龄化速度，中国人同时面临低生育率的问题，而这也加剧了未来养老的负担。
“如果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那么从长远来讲，人口年龄结构是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但是，如果每对夫妇平均生1.5个孩子，那就意味着每一代人要比上一代人少25%，年轻人减少，老年人比重增加，老龄化就会越来越严重。”王丰说。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的国家里。北欧各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俄罗斯和西欧很多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是收效甚微。王丰认为，应该在人口负增长还未到来之前，放开二胎指标。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赡养负担约在2040年赶上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提高生育率的时机，等到老年赡养负担很重时再提高生育率，中国老龄社会则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放开二胎指标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没有多大的阻力。乐观地说，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即计生委、卫生部合并。然而，真正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没有出现，使社会转变成一个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政策还没有开始。”王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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