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市场充满信心。”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28日公开表示，在A股市场持续低迷，沪指2000点心理关口连续两日告失的情况下，郭树清在此前《财经》年会的演讲当中，并没有围绕当前的市场发表观点，而是提到了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支持建立社会创新机制，提高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自主权，并建议国企划拨更多股份给社保基金，从10%提高到30%至50%。

　　他认为，提高划拨比重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并有助于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长城证券研究总监向威达则对记者表示，对于充实社保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其对于二级市场的影响仍然难以判定。

　　郭树清强调，要大力鼓励市场化兼并重组，“现在上市公司兼并重组发展比较快，从我们部门来看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减少审批，给更多自主权企业兼并的情况和重组情况就会有改善，现在上市公司70%的兼并重组项目不需要到证监会审批了，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个比例。”他说。公开资料显示，11月份以来，上市公司并购从组的步伐大大加快，以森远股份为例，其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于11月1日被证监会受理，公司11月6日公告收到《受理通知书》，仅三天后的11月9日，其重组申请就被审结。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效率大大提高，有助于保障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匹配性，减少了投资者对于并购重组信息的获取盲点。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财经年会上演讲实录：

　　郭树清：女士们、男生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财经》的年度会议，特别高兴和我们美方商界领袖，刚才我们开了一个比们座谈会。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着眼长远的近期综合改革。

　　大家知道刚刚闭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精神的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些狭隘观念的体制机制弊端。十八大报告胡锦涛总书记部署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有周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当然改革是一个过程，必须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我这里谈一谈我学习十八大报告的体会，就是近期我个人认为应当高度重视的几项综合配套改革。

　　第一项，必须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城乡差别在中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城乡差别都是需要相当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差别确实是异乎寻常，持续的时间也超出其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简单地理或者其他原因，而是制度上安排我们是城乡二元是分割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无论他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社会文化其他方面权力，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都是不平等，和城市居民是不平等。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不能简单说就是不合理。所以必须破除这个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扩大内需要靠我们把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步推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突出的问题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打破二元制度结构，这是最突出的。十八大特别提出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对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要加快建设、逐步建立“三个公平”体系，就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我们想想前面我说城乡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农民和我们城里人因为户口的定义，以及附着在户口上很多规定，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要消除不公平城乡居民最迫切的事情，不可能一步做到，但是必须下力气，加快步伐。

　　我说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三是就业制度。四是工资制度必须改革。五是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必须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现在有很多外宾，有很多美国朋友，在美国土地农地也是政府管制的，不是可以随便的进行商业开发，在中国管制更严格，土地用途管理必须更严格，我们必须维持十八亿亩耕地这是我们一个红线不能破，这是一个底线。但是使用权应该放开流动、流转，让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本，像城里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进入市场，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这很复杂了，我不展开说，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正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和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结合比较好的国家，恐怕这些要素都是流通的。社会保障方面我们非常好就是在“十一五”时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农民的养老、遗老基本保险制度，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涉及到3.59亿人，成功2.8亿，还有城镇居民。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权力和规则还是不统一的，我非常高兴看到，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天媒体报道了，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宣布在三个制度之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可以实现帐户的转移和接续，这个进步我相信是历史性的，社会保障要解决水平差异过大的问题。就业制度方面和农民、农村关系也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在城市里任何一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甚至包括很多政府机关部门，我们有三种就业制度，有三种工资制度，最基本的现在我们要做到使从事同一种工作的人，签订合同条款和方式应该基本统一。当然也有一个过程，这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的问题。其他财税公共服务，涉及到教育、卫生、文化、邮政、电信、广电，在农村比较提供普遍的服务，不一定商业化核算，第一项改革着眼长远综合改革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

　　第二项，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的机制，形成持续不断创新创业浪潮，对中国经济转轨、转型和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经济体资金已经不是很缺乏了，劳动力也不是那么缺乏，虽然开始工资上升，过去价格雇工条件招不到工人，但是我们缺乏很多要靠研究创造来形成的要素。所以一个社会它的生机和活力，在于要有创新创业，一个经济体综合的竞争力也在于创新创业，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不过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规模，美国是第一大、中国是第二大，我们过了若干年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我看在我们可预见时期内，中国还是超不过美国，因为美国的创新创业的能力比我们强，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还有很多其他欧洲的国家也是这样了，包括英国、法国。所以必须从多方面制度安排来鼓励诚实劳动、勤勉创业、积极投资、敢于创新、敢于创造，要有一点商业的冒险你才可能。我们看经济体系的演变，最早靠传统要素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劳动、土地、资本，哪个国家这些要素多，哪个国家就强大，特别是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百年时间里资本是最重要的。但是逐渐我们看到，技术、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技术、管理这些新的要素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现在这个阶段，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说，重要已经是品牌、设计、创意这些要素非常重要，无论是iphone、ipad这些苹果产品，很难涉及到技术发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技术，也很难说简单是一个管理，所以品牌设计创意作用越来越大了。

　　其实中国人不缺乏创造能力，我们在商业社会很不发达情况下，商业条件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很多民族品牌，比方说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都是很有名的民族品牌，不一定表现为技术上多先进，但是它的质量是可靠的、信誉是好的。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和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所以一个社会、一个经济要有创造和创新能力，必须在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管理和知识产权方面都要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像知识产权保护我们非常差，我们没有多少创新跟那个有很大的关系，里根有一句名言，美国和中国竞争美国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有很多面向全球的大学，美国人可以动员的脑力资源覆盖全球70亿人口，中国只是你自己的13亿人口，这个比喻不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肯定不会那么开放，那么竞争，那么多样性，所以我们竞争力和美国没法比。所以我们创新、科技、文化方面单个学者和个人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研究所有前提和基础，不是简单的靠国家号召、国家给补贴或者给直接的财政拨款，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的，比方说航天这些项目，但是很多项目是不能这样的。国家给的钱多了并不意味着就有结果、就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恰恰相反，钱越多，效果越不好。所以怎么发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使研发小组、研发团队发挥作用，就是前面说知识产权保护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最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科技部做了一项工作，就是研究怎么来推动在科技园区对企业和大学研究所，他们的研发成果进行确权、认定，就是比较早的给它算作股权，省得以后发展起来了，股票上市了，这个时候出现不平衡了，那又有内幕交易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必须及早做这个工作，仅仅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当然其他部委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中国政府所有机构带头不用假冒的软件，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任务还非常艰巨。和我们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对创新创造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除了主板、创业板以外，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包括私募企业债，一定要在中国形成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良好的对接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经济的前途、民族复兴的命运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不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一个陷阱，可能在高等收入阶段，高收入国家也会有持续的十年、持续的二十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没有资金，不是没有土地和劳动力，而是没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