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地、审慎地探索和创造

　　郭树清

　　今天召开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备受各方关注。市场期待了很久，我们也做了充分准备。一个会议如果想要真正取得实效，做充分的准备很重要。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不到10%的时间就可以了。为准备这次会议，庄心一同志带领机构部、证券业协会、沪深两家交易所，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这次会议下发的文件，会前也广泛征求了意见，文件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继续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把文件改好。会上很多同志要作专题讲话，在座的证券公司老总也会发表非常专业的意见，我就扬长避短，讲几个综合性、一般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证券行业现在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有人将过去的发展概括为“野蛮生长”、“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现在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希望从这次会议开始，进入到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为什么证券业要创新发展？是为了行业繁荣？为了让公司有更多业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都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不充分。真正的大背景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一定要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瓶颈部门。其表现在于，中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不够顺畅、不够理想。

　　作为一个储蓄大国，中国每年的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以上，那就是说有大约20万亿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也有3万多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但是资金的闲置、浪费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还很突出，很多企业得不到资金。从总量看，储蓄率非常高，但资本配置的效率不够高。从结构看，大量的资本没有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存在严重的浪费。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全社会的资金配置，不仅不能说是最优，恐怕也不能说是次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责任了。

　　第一，“两多两难”是我们民族面临的一个挑战。

　　“两会”结束后我去浙江调研。浙江的同志说，他们现在最难办的问题就是“两多两难”，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金融市场上，需求足够多，供应也足够多，但成交不够多。这个问题，不仅是浙江一个省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金融的问题，也是一个国民经济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无疑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有极高的储蓄率，按现行统计达到50%左右。2011年底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余额达到34.4万亿元，全部银行存款80多万亿元。这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钱。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市修了两公里的地铁，由于那个项目没有经国家计委批准，所以被全国通报。现在北京地铁同时开工100多公里，去年有13条线路在建，欧洲人、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是最多的，我们的资本输出在给全世界做贡献。

　　而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发育不平衡，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存在一些扭曲，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本市场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全社会资本的闲置、浪费和风险集聚。当前，国内有的领域资金十分紧缺，比如，中小企业、“三农”、教育、医疗、文化及其他民生服务领域，但有些领域却投资过多，产能过剩，例如许多制造业、重化工业、矿业，在一些地方还包括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至于直接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市场没多少关系，但闲置和浪费更为严重。例如，一些城市兴建了很多体育场馆，每个场馆耗资十几亿、几十亿，但短暂使用之后，许多都长期搁置在那里，这种情况发达国家都极为少见，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不该如此。

　　此外，还有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还按农民对待，城乡要素资源不能双向流动，发展不均衡十分明显。北京周边几十公里外的农民年收入不到两千美元，如果把河北省算进来，那就形成一个环北京的贫困带，人均收入才只有2000元人民币，反差相当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资本的稀缺性问题。搞市场经济，无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按说资源是稀缺的 —— 现代经济学所有的模型都是以资源稀缺来作为假定前提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似乎不再那么稀缺。不仅在相对意义上，甚至在绝对意义上似乎也是这样。若按在建房屋的面积来计算，去年中国的房屋建设规模大概是世界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工地在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浪费问题也很严重，其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许多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包括光伏产业、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等在内，重复建设的很多是民营企业。居民个人的浪费也很严重，比如城市居民买了房子不出租，不少进城的农民还在老家建新房，都在那儿闲着，实际等于空置。我们中国人很节俭，很爱储蓄，但是很多人没有贴现、折现、现金流的概念，不知道这是占压了自己的资金，客观上必然会有折旧和利息成本，是损失了机会收益的。所以我说“两多两难”问题是我们整个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领域，当然重要的是价格、金融、财政体制问题，投融资体制则更为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但是在座的各位投资银行家义不容辞。

　　第二，不能创新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最大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有人认为要吸收借鉴美国、欧洲金融创新过度导致危机的教训，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得出的结论是金融不要创新了。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符。无论是从全局上说，还是具体到金融体系、金融企业，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不要认为创新很容易，胡搞乱来不叫创新，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政治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和金融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能力不足。

　　从一个角度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的要素首先是资本，发展中国家都不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也可以在国际之间调剂，缺少的是资本。所以资本的多寡，曾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发展问题。但在当代的发展实践中，这理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优劣的辩论。对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许多道理可以支撑和印证。最有力的学说是由奥斯卡·兰格提出来的，他说，中央计划局可以模仿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全社会的生产非常高效，同时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批驳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拿出了许多过硬的论据，例如消费需求的无限多样性，强迫命令难以持续，平均主义分配会导致激励机制的丧失。更重要的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对市场经济捍卫最有力的，是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造”理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技术、新组合、新模式，西方经济确实有危机和周期性，这恰恰是经济有活力和有动力的表现，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经过这么多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在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后，最终被证明难以持续下去。市场经济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形态，实践证明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必须结合起来。然而，一个基本的元素大家都赞同，就是创新。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认为，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经验、想法和创意，与过去西方经济学中各种增长理论很不一样，那些理论都认为物质、劳动和资本最重要。

　　总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创新推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美国最典型，从最高层次上，占据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占据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我们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全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制造能力都已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我们比较担心，高增长后会出现停滞，或者没有高速度的时候就很快出现停滞，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低端从事生产，没有多少自己的创新和创造，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永久持续。这正是实体经济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原因。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这个目标，要靠体制机制，要靠人才，要靠许多条件，这是很不容易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经济中追求数量的倾向，科研中依靠政府的倾向，教育中追求分数的倾向还非常普遍。因此，我们说，不能创新是发展的最大危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这样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监管能力也不足。强调审批的环节太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一旦进入市场后，对行为、过程的监管就缺失了。进入成本很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很低，这样的市场无法做到高效。为什么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最大的威胁是创新不足呢？分析一下金融体系中种种奇怪现象也就清楚了。例如，上市企业不能破产，市场化并购太少，公司信用类债券几乎没有违约，这都是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债券违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就象破产和倒闭一样，我们这里也没有，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很奇怪。但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既没有化解，也没有消失，既没有分散，也没有转移。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风险在日益积聚。所以，和经济体系一样，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三，金融创新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业界一致的看法，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在日益深化，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层出不穷的需求，要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二是财富管理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个人储蓄要保值增值，社保资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也面临投资运营的问题。过去10年，地方管理的养老基金平均回报率扣除通胀后是负的0.9%。目前，全国企业存款20多万亿、机构存款20多万亿、个人存款30多万亿，其中很大比例需要通过财富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三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成为企业和家庭极为现实和普遍的需求。

　　四是社会各界对推进新一轮证券行业的改革具有较高期望。当前，我国几乎所有行业都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改革，社会普遍呼唤再次去行政化，对于金融行业尤甚。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从没有停止过。上半年，我们按照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在新股发行、分红、退市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媒体非常关注，但是有的报刊文章，把这些叫做所谓的“新政”，这不正确，其实这是证监会一直在做的工作。

　　五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国际化，使得金融创新具有更好的条件。中国企业和居民个人以各种形式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如沃尔沃被吉利并购，IBM个人电脑被联想并购，中国人在很多发达国家作为外来居民买房的数量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速度还会加快，世界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需求，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创新也是必然的，否则无法适应需要。例如，我们的证券公司还没有一家能够为海外并购做财务顾问，更多的优势还是在国内，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走出去”。

　　六是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体系不断健全，结构日益优化，监管的有效性切实增强。目前，中国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三，债券市场规模世界排名也是第四第五，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需要加快创新的阶段了。例如，股票市场因盲目投资和炒作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炒”的恶劣后果也已尽人皆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开始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

　　中国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问题还很多，投资回报率较低，投资费用成本过高。但也要看到，短短10年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从几万亿扩展到20多万亿元，市盈率从平均的50-60倍变成目前的13、14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市场结构的改善，为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基础。再比如，债券的重要性在行业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债券的规模应当比股票大，金融市场价格体系、估值体系、风险控制体系要建立在债券市场上。国外经验表明，对于投行业务来讲，将来成长潜力最大、收入最多的可能就是固定收益产品。除公开发行的股票、基金、债券外，今后私募、场外交易、柜台交易等理财、债券和股本类创新产品的规模也将快速增长，证券中介服务的增长潜力必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第四，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实体经济的需要。

　　一定要牢记，实体经济的需要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爆发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行业带来极大震撼，同时也在深刻地警示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才能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证券行业的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着眼长远，着眼全局，注重投资的联动效应，做好市场渗透，才能赢得客户。美国的投资银行，经常能找到有潜力的小公司，这种小公司有的就办在居民楼的地下室或车库里，给予及时的数量恰当的资金支持。中国资本市场就缺乏这样的筛选机制和服务能力。作为证券行业，应该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企业，还可以通过市场并购等途径促进其加快发展。明显的例证是，我们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抓好食品安全的需求很迫切。比如奶制品行业，若没有现代化企业成长起来，面对诸如千家万户养奶牛的无序局面，挤奶、送奶这样的复杂环节，如何控制风险，又如何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是个很大难题，而这与金融服务不足又有很大的关系。

　　投资银行里的人都号称是最聪明的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能够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比较重视“新三板”，重视中小企业私募债，重视各种投资基金，农产品期货，这对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好处。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入实际，到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进行沟通和联系，期货交易所也做得很好，正在研发许多新的产品，拜访了很多客户，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直接的金融服务以外，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品和工具同样重要。要积极探索利率互换、外汇远期、国债期货、商品期权等金融工具，切实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风险危害，为实体经济提供间接服务。

　　第五，创新特别需要理解和包容。

　　像柯达公司这样的世界知名公司、百年老店，即使倒闭了，也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柯达不仅把胶片做到极致，而且正是它发明了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数码相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都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这不是柯达公司一家的问题。我们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有相当多的“拿来主义”，很多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原创。可以充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这是有利的条件，但是也有其危险性，就是容易简单照搬、食洋不化。创新不可能不犯错误，要懂得宽容，但还是要努力避免犯那种可以避免的错误。

　　首先，要避免重复我们自己的错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读一读新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朱总理在这套书里，不少文章和讲稿都提到我国金融领域中，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乱拆借、乱贷款、乱集资”问题，以及证券期货行业挪用客户保证金问题。这些错误警示我们，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上。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第二要避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国证券公司的杠杆率普遍很低，欧美投资银行是我们的10倍，我们的杠杆率可以提高。但我们可能需要谨慎对待直投业务，我们的直接投资业务平均占4%，美国高盛、摩根占1%，我们还是比较高。

　　推进证券业创新需要把握的原则是：（1）严格区分公募和私募，逐步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如果区分得当，一多半的风险可以避免。（2）永远不做自己不懂的产品。要将场外交易和柜台交易纳入登记、备案制度，保持一定的透明度。（3）不取不义之财。一定要牢固树立诚信观念，继承优秀的中国金融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客户，一定要有充分的风险提示机制，不欺骗客户、蒙蔽客户，这是好的投资银行和差的投资银行的根本区别。（4）风险敞口始终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5）时刻做好经营状况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准备，要有逆周期的拨备。

　　第六，证券公司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首先是行业的责任。中国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直接金融领域，间接金融领域也有，但不那么多。也就是说，创新主要集中在证券行业、基金行业、期货行业等方面。当然，我理解的证券行业是一个开放的行业，不能局限为就是109家证券公司26万人。金融行业的相互交叉是必然的，关键是要分业监管、行为监管、公平竞争。

　　证券业要发展必须开放。要坚持自主渐进、互利共赢、风险可控。自主，不是搞自我封闭、自我保护，而是有利于我们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这是正确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外国人来中国办厂设机构，要求我们开放市场，根据对等原则，我们也可以到对方市场设机构。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技术和资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们开放了市场又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的知识和技术要靠间接的学习和利用，所以以我为主，就是从金融业、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紧迫的需要出发，从我们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阶段出发。

　　我相信，只要具备开放的心态，证券业也好，投资银行也好，发展成熟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我在商业银行工作时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有几百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但市场份额到现在也只有2%左右，这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外资银行网点不如我们多，对当地的文化不了解，怎么能竞争过中国的银行呢？如果中国的银行也使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同样的网络、同样的IT、同样的ATM机，肯定比外资银行好，没有什么做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上市过程中，外资银行参股最高的达到将近20%，有人说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的提款机了，如今赚钱了要撤了。外资确实赚了钱，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技术水平进步了，经验方面提高了，人才培养了，最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迅速接近了发达国家银行。

　　其次是市场责任。你们是市场的组织者、主要参与者，市场是否有秩序，是否公开、公正、公平，投资者权益是否得到足够保护，证监会有责任，你们在座各位都有责任。比如说发行、退市、分红制度的实施，上市公司的治理，都得靠你们去监督，去教育，去培训。

　　证券公司上市我们都赞成。但为什么有的公司发行市盈率达到40、50倍？如果市场认可、投资者认可，定80倍也没问题，但投行保荐人必须要说出道理来。对企业的定价绝不能建立在搞关系、讲人情、相互交易、送礼等不公平做法上。要建立诚信档案，严格按照法律追究，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则可以建议推动修法。总之，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遇到一单处理一单。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银行家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最后还有社会责任。这次会议印发的《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的征求意见稿，专门有一段写社会责任。表面上看这和创新大会关联不大，是我建议写进去的。

　　证券公司也好，证券行业也好，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牢固树立诚实守信、依法合规、关心国家、热爱人民、扶贫济困、绿色环保的理念。证券公司党组织和管理层也要讨论是不是有精神懈怠的危险，是不是也有能力不足的危险，是不是存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在座的很多人也是下过乡、扛过枪，在工厂里干过活的，任何时候，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和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尽可能地多到社会基层走一走，多和普通群众在一起聊一聊，这样就和社会保持了一种紧密的联系。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企业都应当组织更多的专业或业余活动，深入社会实际。

　　深交所党委开民主生活会时，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认真分析了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提出中国绝不能出现像美欧那样，由于少数金融机构向其管理人员，支付与他们的贡献和责任严重脱节的高收入，而造成的对社会的撕裂，即所谓1%和99%的严重对立。我们确实不能也不应该产生这种华尔街式的社会分裂，我们也完全有能力避免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