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发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如此地方政府债务共计17.9万亿。

　　在数据未公布之前，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引起各方猜测不断，甚至有说法认为存在崩盘危机。虽然从公布的结果来看，风险仍在可控水平。

　　7 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金融学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上，地方债就成为了参会诸多机构和专家讨论的中心议题，相关机构纷纷提出了对地方债的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而中国缺乏提供短资、提供债务资金的架构，这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成为导致债务率上升的一个因素。再加上最近这几年，中国政府的作用日益强大，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是冲在第一线的，而同时地方政府又缺少资金，为了履行他们自己认为的职责，就必须筹集资金，而正规的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又没有为他们筹集资金提供非常正常的渠道，于是地方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所以就使得中国的地方债务显 的非常的突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表示， 地方负债过度会造成经济系统的“亚健康”，“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某些地区应该说是存在的”，现在有一些风险不是发债主体承担的，这些风险会扩散，特别是像金融系统，这种风险的扩散和外延就会使整个经济系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因此，虽然地方债的风险应该说是可控的，但是，如果体系不调整的话，从中长期来看也具有不可持续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表示“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差异很大，各种要素的搭配有各种各样不同、不可比特点的样本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地方债应该坚持如何开好前门、关住后门”。贾康表示，财政部这几年在推行以后让他们自己发债，也就是说让中央财政代理发行，但是“后来换了，他们是想让这个事情做的比较顺利一点，但是让地方自己发债的趋向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认为，典型的数字就是目前中央财政支出的 70% 要作为转移支付下发到地方，地方的 40% 到 50% 要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在这个情况下，地方债表面上是财权、事权的能力的问题，但地方政府的收支的行为有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负责任：“只要一放松管束就要淘气，能让我借债我就借债，但是借债的时候没有想真正的偿还，只要是没有想还，这样的债当然是有危险的”。

　　因此，高培勇认为，在非独立运行条件下的地方财政收支体系，它的举债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事情 虽然表现在地方债的膨胀上，但是问题的根源却存在于地方体系不健全而导致的。

　　与此同时，王一鸣也认为，一方面地方债的风险存在着低估，另外一方面有存在着高估，从低估来看，违约率很少，但是从财政制度安排来看，换一个财政的安排可能又高估了。所以，“就看你如何去看这个问题，造成这些制度性的根源。”

　　贾康认为，对于地方债的解决方案，“你说财政以后不做担保了，这个要靠什么？要靠多重的审计监督、舆论监督起作用，特别是专业的制度体系里面可以利用起来的，一起来通过评级、通过交易可以实现的，使地方政府在阳光融资的道路上可以持续运行。（作者 苏东）